清代台湾官府建筑

清代台湾的官府建筑包括官署、城池、炮台和文庙等。官署建筑是地方官员办公、住宿、休憩、待客之地,建筑格式体现了封建礼制,是朝廷行政权力的体现。城池、炮台起到了防御作用,但朝廷对修建的规模有严格限制,对城池建设的限制与放松,以能否加强统治为根本依据。文庙和儒学的修建显示了清朝统治者都相当重视文教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文教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官府建筑体现了台湾人民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     

禁敬关公的地方

许多地方都建有关帝庙,香火旺盛。关羽的忠义神勇逐渐被后世神化,为广大民众所敬仰。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更是号令全国大兴修建关帝庙。但有两个地方的人却决不供奉关公,一个是河北蓟县的颜家村,因是东汉末年袁绍大将颜良的故乡,关羽斩颜良后近两千年来,这里从来没有关帝庙,也没有关公像。另一个是河北正定辛城堡,这里颜性群众宁可冒着杀头的危险,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中古英格兰的教区行政

中世纪后期,教区是英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在济贫、道路的修建与维护、教堂的管理以及民众日常生活方面,教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区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教区居民,他们监督教区官员的行为,教区的生活体现着自治性与参与性,培养了地方民众早期的民主意识。教区也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英格兰“地方自治之家”奠定了基础。     

自媒体信息传播对地方公共新闻场域影响研究

大数据时代地方性公共新闻通过自媒体的传播:自媒体语态产生新的发展,并在地方公共新闻报道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地方新闻场域受到自媒体影响更活跃多变,相对传统新闻,传播结构的变化将使政府主导的地方新闻传播形成新的构型:自媒体参与的地方公共新闻传播中,政府和民众是平等的,政府接受监督,民众接受管理,落实了"建设网络良好生态,...     

清末徽州新式教育经费的筹措与配置研究

徽州传统教育资源丰厚,旧有的田产租息、宾兴款项成为新式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清末政府限于财力,实行＂就地筹款、官不经手＂的办学方针,为了维持学堂的正常运转,徽州办学绅董广拓财源,开征捐税,但是商人与地方民众却强烈反对抽捐兴学,地方官府出于维持地方社会安定的考虑,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依违于学界与民众之间。由于事属草创,学堂还没有制定出一套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存在浪费现象,这对学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越南惊现古代城堡遗址 河内发掘古代王朝遗迹

几年前,越南政府着手准备在河内市中心修建一座全新的国会大厦,而这个区域过去曾是越南历史上君权时代的都城不料工程破土动工之后,居然发掘出涵盖了1300多年历史的古代文物。这次河内古代城堡溃址的发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

两汉时期,随着河西屯田事业的发展,不仅由官府组织修建了一系列水利灌溉工程,而且还有民间开挖的灌溉渠道。河西的水利工程规模较大,并已形成分布有序的灌溉网络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内地一样,河西各地也设有“都水官”和“河渠卒”,但他们在受中央大司农和地方郡县管理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军事防御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受到郡都尉的节制。     

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贵州人——介绍冉琎、冉璞兄弟和他们建造的重庆合川钓鱼城

钓鱼城,位于重庆合川。因为修建了这座军事城堡,才成功地抵御了蒙古铁骑,延缓了南宋的灭亡,扭转了欧亚战局。因此,后人将修建了这座城堡的冉氏兄弟,称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贵州人。     

清代蚺城的约保

蚺城约保的持续时间长、组织建构严密.约正和保正的素质较高,他们广泛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蚺城公共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清代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演变,约保成为由蚺城富户承担的徭役.徭役化给蚺城约保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亦给官府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从而保证了约保的正常运转.蚺城约保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也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他们和地方官的关系大致无法突破"官府-徭役"的框架.     

塑造地方形象的努力——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中的士绅角色分析

作为历史上经常性移民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本无足轻重。但是在近代以来,洪洞大槐树却成为众多人士心目中的家园象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民国初年以来,洪洞地方士绅通过修建洪洞大槐树遗址、出版印行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宣传书籍等方式,对洪洞地方文化尤其是移民文化的彰显。洪洞地方士绅的努力不仅为民众提供了得到官方正统意识承认的身世参考,为民众自我身份认同的回归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得洪洞大槐树这一物象成为众望所归的心灵寄托与精神皈依。     

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府属各县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商业势力及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绩溪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徽州府较次的位置.清道光年间,随着商业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休宁县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文会以及宗族成员开始日益重视并致力于振兴科考的努力,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围绕着筹集乡试盘费资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等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黑暗的清末监卡

<正>本文写的是清朝末年的情状,这类似的情状,在当今个别地方是否在重演呢?监卡是收押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地方,俗称大牢或班房。清代监狱形式复杂,且管理混乱。一般民众惧怕官府,对其形式多不了     

克罗姆洛夫:摄影家的天堂

在克罗姆洛夫小镇的最高处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堡,这座城堡是波西米亚地区仅次于布拉格城堡的第二大规模的城堡.你可以悠闲地在城堡中漫步游走,小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极佳的摄影地,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 当你亲临此地,方可感到这几句概括性的语言并非过誉. 这座小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器时代.考古发现的散碎陶片证明,在纪元前500年这里已是人类的聚居地.公元1250年,一个捷克贵族南波西米亚豪族维特克家族在此建起了城堡,自此之后,在几度易手的继承人中,不乏具有文化艺术修养的领主,为满足奢侈的绅士生活和重要的社交活动,他们在城堡中建造了许多用于音乐、歌舞、娱乐的建筑文化艺术性.     

行走遵义 找寻不可忘却的记忆

<正>想象中坐落在贵州山区的遵义应该是个贫穷的地方,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都偏远荒芜吧。到了那里才知道实则不然。遵义是1 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唐代即称遵义县,南宋时播州治所迁于此地,并修筑城垣。随着时代的进步,遵义日益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论龙山时代城堡的性质

论龙山时代城堡的性质肖燕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之间,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１］,这时,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带有设防性建筑的聚落,本文称之为“城堡”。根据建筑城堡所使用的不同材料,可把这一时代的城堡分为两大系统：北方系统以内蒙古中南部的石砌围墙类...     

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

1906年,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纸遵义《白话报》诞生,由时任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这是贵州近代报业的开端.一直以来,关于贵州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较为稀少.之前,在若干文献的记载中,《黔报》一直被视为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刊.近年,史学界正式提出,遵义《白话报》为贵州近代第一报,倡导者为时任遵义知府的袁玉锡.遵义《白话报》的原件,现已失传.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还原贵州近代报业的起源,力争能够全面评价遵义《白话报》.同时,史学界对袁玉锡任职遵义知府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这关系到对遵义《白话报》的考量.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袁玉锡在遵义的任职时间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