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双重结构

当代日本是以天皇作为国家象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这一政体形式,并非日本社会所自生,而是在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占领当局在摧毁其旧的社会总体结构的同时,强制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然而,日本的这一政体形式,又不是原生形态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复制品,它既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嫁接成活,又隐现着日本所特有的政治遗产。笔者认为日本政治体制可用“三、二、一”进行概括,即总体框架的三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和西方政体

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293页）这不仅是因为郡县制（或“秦家店”、“秦政制”、“秦政”）的国家政体与西方不同,而且地方政体也与西方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关注郡县制的地方政体,与近现代形成日、美、英、法诸国地方政体作点粗略比较,看看有哪些不同,哪此相同。     

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

美国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界定和评价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反映了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民主概念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演变方向。当时人对民主的理解很不一致,对民主的价值评判也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定义而产生的意见交锋,推动了对新型政体的探索,促成了“代表制民主”概念的出现。“代表制民主”的概念既是美国人对革命时期政体实验的观察和总结,也是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过程的产物。它对古代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均做了改造,吸收了许多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反民主派”的得势,毋宁说是“民主派”的胜利。     

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分权论的逻辑行程

在封建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进程中,西方主要国家的政体建构,或先或后地由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演变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是分权政体的故乡。在这里,资产阶级的革命先行者们为了探索与具有新质意义的社会形态相匹配的政体形态,跋涉过一段异常坎坷的历史路程。简言之,这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部曲:1.霍布斯的“集权论”和平等派的“分权论”共同构成上述思想演化路线的逻辑起点;2.洛克的“两权分立论”,是这一发展轨迹的中间递进环节;3.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集分权思想之大成,近代资产阶级分权学说从此作为完整体系进入成形阶段。     

如何抵御西方的“精神殖民”

西方一些国家始终标榜自己的政体有多么先进,"票选"有多么合理,似乎全世界的民主、自由、文明、公正都在他们那里。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言必称西方,认为只有那里才完美,鼓吹那里才是效仿的榜样。今天本刊刊登上海《文汇报》原常驻巴黎记者郑若麟的文章,他在法国生活、工作20多年,对法国的政治体制、选举体制作了深入的研究。请看他是如何认识、评价西方政体的本质的。     

古希腊罗马城邦与先秦城市比较研究——从东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关系透视城市本质特点

以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结构、特点为界标,来框定东方历史的发展,在文明与城市发生科学和城邦制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强调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有相同的城邦;西方有古典民主政治,中国有与之相同的“公卿执政”的民主时代及城邦是人类社会“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是“泛城邦论”强化“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学术认识观之     

论一九一五年“国体”之争

国家体制包括国体和政体。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整个政治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缓慢演进。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了政体转型。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并没有真正确立,袁世凯统治时期,打着“民国”的招牌,逐步建立独裁专制统治。1915年秋,在舆论界掀起一场变更“国体”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是坚持共和政体、还是改建君主政体这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帝制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杨天宏１９１２年３月３１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具有共和民主性质、可以“伦比宪法”的文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将它悬为国典,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废除君主...     

中国近现代政体简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政体”问题一提出,就同清末变法改制问题紧紧联在一起。因为当时“政体”问题提出的前提,就:是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文就旧中国从本世纪初起陆续出现的各种政体,探讨中国近现代政体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兴起之时,日本及西方诸国已经确立起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以及清政府在政体问题上,不能不在基本搬用外国现成形式的基础上作某些变易和修改。中国近现代(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政体上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从选举制度看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

当代法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主权在民”,即列宁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实现民主的主要途径是选举,公民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行使选举权。法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     

移植西方政府体制的一段试验——论北洋时期的内阁制

中国社会自十九世纪下半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借鉴日德,效法英美成为一股潮流。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出于对君主专制政体的痛恨,视西方的政治体制为“良法美意”,把学习、移植西方政体作为努力目标,艰难地奋斗;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拉为帝国主义附庸,除军事、经济、文化的侵略、掠夺外,也极力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形式上的西化。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自清末搞所谓“预备立宪”起,开始了移植西方政府体制的试验。其中北洋时期的内阁制,先后搞了十余年,较充分地反映了这场试验从移植到蜕变、变种,直到彻底破产的全过程,这段历史,这场试验,值得我们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加以深入研究。了解历史、认识国情,从科学研究中寻找答案,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实践

民主共和制政体在经历了古老而久远的发展历程之后,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实现共和之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结合中国实际而创立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并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而不断向前推进。     

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对于所谓政体,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采用的解释,是指一个国家中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经验显示,不行民主,不搞共和,也有可能富国强兵,不过试图用国家富强来替代和阻碍政体向民主共和转变,是一条充满危险的不归路。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季以来朝野各方争执不下的国体政体走向问题迎来抉择时刻。面对已是大势所趋的民主共和的挑战，希望保留清廷、帝制的立宪论者纷纷援引、调适从日本输入的国体政体理论，或扩充国体政体类型，构建包容帝制的“共和新体”;或辨析国体政体，剥离君位与君权的关联，从而尝试破除君主与民主对立的流行认知。尽管立宪派的国体政体观念纷繁参差，但大都承认统治权属于国民，与革命党的国体政体立场颇有相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君权政治已难以自证其正当性，而中国也进入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的新阶段。     

西方政治学的前史: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学如何兴起,这对希腊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而言,都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学界虽然对希腊政治理论讨论充分,但对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如何兴起这一特定问题,似乎少有探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他的结论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和伦理学开创了西方政治学。然而,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对于政体问题的讨论表明,从公元前470年代开始,希腊知识群体广泛关注和参与政体讨论,提出了不同政体之优劣和最好政体的问题。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延续了关于政体的讨论,同时又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将政治伦理纳入思考范围,由此开创了西方政治学。以此看来,政体和政治伦理是西方政治学的两个核心问题。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资产阶级民主与“政治多元化”

“民主”问题,是世界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之间较量的一个焦点。自80年代初以来,西方最时髦的政治学家,乃至朝野政要们,都有一种把西方民主与“政治多元化”联系起来的偏爱,声称他们西方世界的民主制,是“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并竭力按照这种政治模式,策动和插手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假“改革”之名,行“和平演变”之实。因此,就很有必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及其与所谓“政治多元化”的关系作点剖析,并揭露他们以此搞“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

也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政治家之一。分歧的焦点在于汉密尔顿的政体观。关于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人争议颇大。从汉密尔顿那个时代以来,他就被政敌们攻击为民主的敌人,反动势力的盟友、特权利益集团的同盟者,追求建立富人国家的亲英分子和反对共和制的主谋。在大部分关于汉密尔顿的著作中,都指责他是     

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评价,论者大都指为“骗局”,也有确认并非“假立宪”的,但其结论又认为预备立宪行不通,“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个结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放弃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中的感情束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政治学观点去考察清末社会特点、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具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