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秦汉三国区域资料统合研究的先行成果——评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

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综合利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简牍、文物等,讨论两汉三国长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会、文化等话题,史学观察的视角亦缩微至户口簿籍简所见普通民户,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长沙出土简牍数量巨大,从发掘、整理到刊布,历时漫长;作者是北京吴简研讨班的早期参与者,本书所收录的31篇专题研究,皆诞生于共同研讨中,包含对吴简中众多新名词、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在吴简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近年来,长沙吴简新资料刊布加速,东汉简牍大批新出,将其衔接起来,有望重构汉晋间长沙基层行政与地域社会图景,而研究却有所滞后;我们在认同本书保持"当时"学术地层原貌的同时,也期待作者能够"往而复来",在业已呈现的新学术地层中持续耕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所见疾疫与医疗文书探论

<正>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中有几件文书涉及孙吴时期的疾疫与医疗,虽然残缺较甚,内容不完整,却是以往少见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拟以此为契机,对吴简各卷中的疾疗文书略作稽考,以就教于方家。一疾患病亡报告在以往公布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各类统计人口的名籍、名簿中,对疾病、伤残、死亡者多有明确标注。从这些统计资料看,当时疾患人口的比例较大,疾病的类型较多,病死率较高^[1]。     

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

长沙走马楼简牍自发掘以来 ,迄今已有五年。目前 ,公布的简牍资料主要集中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文物出版社 1 999年。以下简称《田家》)一书和《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以及《长沙走马楼Ｊ2 2发掘简报》(《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简报》)中。截止 2 0 0 1年 8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所引论文未注明出处者 ,均系会议论文提要或发言稿 ) ,有关走马楼简牍研究的各类文章已达 50余篇。另有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见“调”的含义——兼与王素同志商榷

王素等同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提出了孙权时期的长沙郡既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又有户调制的实行。我曾于2000年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短文,认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向王素等同志提出了质疑。此后,王素同志又在《历史研究》撰文反驳了我的这一看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正式出版后,提供了对吴简中有关“调”字的涵意进行全面考察的条件,因而我把吴简中有关“调”的竹简按其表述的不同方式区分为六种类型,并分别说明每种类型的“调”都不能作“户调”解释,从而动摇了孙吴有户调制的观点的论据。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时代可以向前延伸到东汉灵、献之际,作者认为吴简的研究应置于汉魏交替的动荡背景下进行。本文选取6个名词即"酒租"、"尺口"、"傍人"、"还民"、"限米"、"私学"进行探讨,指出这些名词出现的时间、性质和内涵都只具有三国时代的历史特征,不能与其他时代进行比附。本文强调对长沙三国吴简进行研究,首先要考虑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其次再考虑制度的渊源和流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吴简研究的脉搏,得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     

长沙走马楼孙吴“保质”简考释

<正>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主要是临湘侯国的行政文书,这类基层文书简与《三国志·吴书》等传世文献的联系并不紧密,能直接反映孙吴重要政治、经济制度的吴简材料并不多见。但是《三国志·吴书》、《搜神记》等传世文献中皆有记载的孙吴保质制度,在吴简中也有记录。兹将5枚相关竹简的释文据图版校订如下[1]: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看三国吴的家庭结构

<正>截止目前,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已经公布了三批竹简的释文,分别名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竹简[贰]》、《竹简[叁]》。①三批竹简中有大量户籍类简。释文公布后,陆续有学者就释文所反映的户籍和户的结构进行了讨论。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解析。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第9卷）

正1996年7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走马楼第22号井发掘出大量简牍,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标识签牌等。时代属三国孙吴时期,从年号上看,包括孙权的黄武、黄龙、嘉禾等。内容涉及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名刺、官刺、财簿等。走马楼三国吴简提供了三国时期大量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珍贵材料。本书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的第9卷,也是竹简部分的最后一     

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与往年相比 ,2 0 0 1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与出土资料相关的成果大大地增加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下面首先介绍这一方面的内容 ,然后再分述其他领域的研究。走马楼吴简。中国吴简研究的权威学者胡平生在日本的《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 5期上发表了《嘉禾田家研究》一文 ,不过就整个日本史学界而言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嘉禾田家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一集》。以下想对其内容作一全面介绍。一般认为 ,“吏民田家”一式两份 ,分别由纳税一方的民户与征税一方的官府保管。但关尾史郎在《试…     

走马楼吴简所见户与里的规模

根据吴简统计,户平均4.80人,与传世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五口之家"相符.吴简中的里,其规模多在2～50户之间,不像传世文献中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长沙郡自东汉以来,人口密度已略有提高,但直到三国初期,地广人稀的状况依旧,里的规模仍然无甚变化,说明此时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明显改观.     

清儒补三国地理志成就探析

清人补三国地理志者,有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三家。总体来说,洪氏草创规模,缺陷最大;谢氏较洪氏有很大改善和进步;吴氏后来居上,成就斐然,且独创前表后考、按时分栏的"地理表"体例。综观三人成果,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基本复原了三国时期的政区情况。     

东晋士族世袭领州制初探

东晋时期,在士族势力高度发展和东吴世袭领郡制的基础上,两者结合形成了士族世袭领州制。士族之间凭门户势力的较量,分别相应地统领不同的州,虽随条件变化作出进退,但都围绕着一州的统领权作为轴心来运转。其实质是士族把持政治,按门户档次分配地域权益,并希望世代保持下去。     

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

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得到后世很高评价的史学名著。两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所记相同人物共有55人。陈寿和范晔在记述和评价这些人物时,行文也有异同。陈寿和范晔对这些人物记述上的繁简、评价上的高低,不仅反映出这两位史家著史之不同的旨趣和史识,而且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东汉末至三国初的这一段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多为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司马懿虽受儒学之风的熏染,却具备"卡里斯玛"的气质,他的身上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习性。曹操去世后,谁来统一三国,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司马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近来有人把曹魏灭亡的原因归诸司马懿长寿,但司马懿绝非是靠长寿代魏成晋的。     

论舍利崇拜在中国的兴起与风行——兼论法门寺佛指舍利

舍利崇拜在印度原始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三国时期传入中国。舍利崇拜受到皇家推崇应始于梁武帝时期,亦是受到法显《佛国记》描述之印度习俗的深刻影响。唐代法门寺佛指舍利崇奉是中国舍利崇拜的巅峰,帝王舍利迎奉中伴随有信徒自残、焚身等狂热行为。五代宋初,法门寺地宫之外仍供奉有佛舍利,但帝王的崇拜狂热已渐消退,民间崇奉仍有余绪。     

洛阳地区西晋墓出土钱币初探

洛阳公布的西晋墓有百余座,出土钱币万余枚,包括两汉、王莽、三国时期,主要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等,具有种类多、总量少、选择性强的特点。结合文献可知,西晋时期钱币广泛用于俸禄、税收、赏赐、交易等。     

神兽镜中识天禽

我国古代铜镜的纹饰,大量的是以上古历史、传说和神话为题材。对于其中一些纹饰的称谓,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禄、辟邪、穷奇、巨虚等等,有的是见诸于相关文献记载,有的则是根据铜镜的相关铭文或榜题而为人们所认识的。     

《三国志》日译本得失谈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汉籍古典名著的今注今译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三国志》而言,近二十年以来,中文及外文译本已多达十来种。然而有些译注者疏于校释,以至时有错谬。日本学者今鹰真等三人的《正史三国志》。(含裴注)日译本,有些地方还胜过了中文今译本。本文对日译本与中文今译本的译文进行了初步比对,从语言解释、底本校勘等角度列举了二者的得失,藉以说明进行汉籍今译工作时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焦陂塘兴废考——兼及焦陂镇

焦陂在历史文献中有焦陵陂、燋丘、椒陂等多种称谓。其最早可能兴建于三国正始年间,中经唐柳宝积和宋欧阳修、苏轼的几度修治,灌溉和交通功能在北宋时达到最佳,从而带动了位于陂塘之侧焦陂镇的繁荣。此后,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焦陂塘在清初时基本废弃,焦陂古镇也因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