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东吴首先传入武昌

(一) 在研讨武昌在吴晋时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问题时,必须首先看看武昌的历史地望。东汉末年,群雄纷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孙权独据长江中下游这片富饶的土地。武昌在这一地区则处于左控肥庐,右连襄汉,捍御上游,西藩建康的战略要地。 武昌,早在商周时代就称为鄂,西周夷王时,楚熊渠甚得江汉间的民和,乃兴兵伐庸及扬粤至于鄂,立其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至秦汉时,这里称为鄂县。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南阳樊伷为武昌郡从事,诱导诸夷叛吴属蜀,吴王孙权为了控制荆州局势,即遣将平武昌,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因县之南有武昌山,欲“以武而昌”,故改名武昌。并移郡治于此,下辖武昌,下雉(今阳新县辖地),浔阳、柴桑(均为今江西九江辖地)、阳新、沙羡(今武汉市武昌)等六县。同年8月,大修武昌     

汴河建设与北宋立国

冀朝鼎曾指出：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来都没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就是控制农业生产与漕运条件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的“基本经济区”的问题。 历代王朝主要以实物的方式征收赋税,因而漕运为皇族中央官僚、市民、首都警备、国家储备特别是为了防止反叛或者外敌入侵供养一支集中军队所必需。漕运对于封建农业中国的重要性,在汴河漕运与北宋立国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极其鲜明的体现。 一…     

汉密尔顿“工商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之争

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政府的大政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对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作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解释,但是却不能令人信服。比如,以克劳德·鲍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角度将这场争论视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实际上这     

豪强士族与东吴政权关系探析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群雄并起,赤壁之战以后,基本上奠定了三国分立的局面。曹操由此退回北方,刘备开始经略西南,而东吴政权据以长江天堑,征服南越和南方地区。魏、蜀、吴三国之中,以东吴存在时间最长。在其立国的51年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豪强士族和东吴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一变化对东吴政权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江南银行货币与江南印钞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大片敌后根据地。苏南区是日伪的心脏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建立银行、发行货币都比较困难。但从1939年秋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苏南先后发行了多种地方抗币,本文想重点谈谈江南银行的建立与货币发行情况。     

东吴三传说钩沉

近读咏东吴洞庭山古迹的历代诗文与《吴县志》,得三个早已失落的传说:毛公、丁令威与杜兰香.现对其作钩沉,为人们提供一份考察古代东吴地区民间信仰的新资料.毛公昔时太湖西洞庭山深处有一毛公坛,唐末诗人皮日休曾游此坛,并作诗描述道:“桧异松复怪,枯疏互撑柱.乾蛟一百丈,(骨尧)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坛,坛方不盈亩.当时云龙象,一片苔藓古.”他在诗中注道:“有刘先生镇坛符,今存于堂.”皮诗只描述毛公坛和提及“刘先生”,而没有详细叙述关于坛的传说.     

湖南望城县东吴墓

1982年1月,湖南望城县白若公社黄泥大队响塘生产队社员在栽树时,挖出一座古墓。长沙市文物工作队进行了清理。现简报如下。一、墓室结构此墓为砖结构,分前、中、后三室,均有过道连接,总长约6米。前室近方形,长1.42、宽1.32米,因券顶塌陷,高度不详。     

金山国立国之我见

一九三五年,王重民先生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六期上发表了《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文章结论云:‘张奉之建金山国,称白衣天子,当与朱梁相终始。盖即位于唐天祐二年(九○五),卒于梁贞明五,六年(九一九、九二○),享国约可十五年。’(引自《敦煌遗书论文集》,下引此文简作《零拾》)。王重民先生筚路蓝缕,发历史之覆,其功绩世人瞩目。尔来五十年间,金山国之消亡年代已由贺世哲、孙修身先生修正为九一四年(《<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载《甘肃师大学报》八○年一期),而金山国之立国年代,众多学者都承袭旧说,未有异议。笔者在阅读敦煌遗书显微胶卷的过程中,对这种说法产生了     

王安石与佛教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作两个时期来谈。一是推行变法时期,他积极地从佛教中吸取精华来充实他的学术体系,终于使得他的思想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一是晚年罢相退居金陵时期,他以佛教作为自己心灵的抚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前一     

安徽东吴时期墓葬初探

安徽的沿江一带以及皖南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重要辖区,留下不少这一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墓葬资料方面,８０年代以前安徽很少发现东吴时期的墓葬,以至有关长江下游六朝时期墓葬的论著绝少引用安徽东吴墓葬资料。但从８０年代以来,安徽相继发现或公布了一批东吴时期的墓葬资...     

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叶瑜唐代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刘禹锡和柳宗元是同时代人,他们政治上是同志和盟友,思想上是同调和知音。在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他们都屡遭贬谪,远流南荒。在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和孤独中,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倾向了佛教,洁交了不少僧侣朋友。这对他们医治心灵的创...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佛教与人生

我只是一个文化思考者和文化研究者,每次到普陀山,总觉得除了崇敬之心外,还有一点点遗憾。宗教圣地需要有一种精神的启悟,有一种心灵的洗涤。普陀山佛事很多,香烛很多,但是谈佛教和人生的讲堂还是少了一点。平常我是很少参加各种研讨会的,但这次我一定要来普陀山,其目的就是一起倡导普陀山文化。我对佛法了解不多,但对人生很有感触。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佛教文化对我帮助很大。我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山村,刚出生时,兵荒马乱。这时候平心而论,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建立起码的精神秩序,但为什么一代代人活下来了,这个社会大体能够安定,像我还能够识字求得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这块     

佛教与环保

去年中日韩三国搞“黄金纽带”,集三国佛教青、壮年在北京演讲,其题目是“佛教与环保”。 谈到佛教与环保,很容易想到唐诗在念,油然而生:“不知香积寺,十里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变文与佛教

在唐代的俗讲文学中,变文无疑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原因,变文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不为人所知,直到清末光绪25年（1899）,在甘肃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2万多卷藏书,变文才又重见天日,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变文在敦煌藏经洞的出现,似乎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但细细想来,偶然中又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变文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佛教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宗教色彩,那么,对于它在敦煌这个佛教胜地的重新出现,应该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了。变文的产生与印度佛教的东来是分不…     

唐太宗与佛教

唐太宗与佛教郭绍林关于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说法依据太宗贞观二十年（６４６）贬斥崇佛大臣萧诏令中的几句话：“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报施之征,何其谬也！”①认为太宗“对佛教宣扬的唯心主义的善恶...     

东吴基业开创者孙策

孙策,号称"小霸王"。本文描述了小霸王开创东吴基业的功劳,尤为孙权称帝后未谥孙策帝号愤愤不平。读史读出情感,也就读出了味。东汉皇朝覆亡后,天下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曹操开创了曹魏,刘备肇建了蜀汉,这已是确凿无疑的历史定论。然而关于孙吴的奠基者,长期以来却莫衷一是,人们一直     

古井 简牍 三国东吴

<正>站在长沙城最古老的城墙上,向东望去,碧水一侧,银杏斜阳,竹影摇曳,春花烂漫。一座四四方方的黑色建筑,笃定而沉静。这里便是中国唯一的一座简牍博物馆。博物馆的建成,缘于一口古井的发现。走马楼惊现古井走马楼,原为五百余年前长沙吉王府苑囿内的一处建筑,因高楼下可以走马而得名,清初即已废弃,     

仪征胥浦发现东吴墓葬

1983年4月下旬,江苏省文化局驻仪征化纤文物工作队,在胥浦放牛山南麓,清理了一座古墓(编号M99).墓向正南,墓室用砖砌成,四周墓壁仅留存南壁和西壁底部二层砖,长3.5米,宽1.70米.该墓规模虽不大,但出土文物颇多,共21件(照片一,图一).其中有铁制的佩剑和短刀;有铜制生活用具釜、碗、灯、镜;有充满神秘色彩的盘龙铜饰;还有玻璃器,以及化妆用的黛板和日常     

江南古塔与山水

中国的塔原是佛教中圣物的象征,用以埋葬舍利等物,早在汉代就已成型.在后来的演化发展中虽然其装饰、结构等多变,然以竖向线条为视觉特征的高耸主题却始终如一.唐以前普遍为塔院型,以后逐步发生分离——供佛的寺庙和相对独立的塔.就是说,塔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纪念物,一种在精神境界上的暖昧的符号.(图一)这是塔的特殊意义受到大众认同的结果.后期的塔则更为世俗化,即人们仅接受其广义的宽泛的神圣与纪念意义,至于其形式所表达的情绪和其所在区域的社会约定俗成所赋予它的意义则是多方面的.今日江南地区(本文中以浙江为主)所存的大多数塔属晚期的.可以说:它们是被各地方社会约定俗成所限定但又是多义的精神符号.虽然各有特点,然而以其高耸的形象来完成人们打破大自然微妙均衔并融入人的因素以达成天、地、人三者合一的新均衡的目的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