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傲慢与偏见》和《长恨歌》的女性叙事方式

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是女性作家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思想,而女性叙事方式是女性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这两部创作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民族文化和审美背景的作品,却有着相似的女性叙事方式,折射出女性作家相通的女性主义思想。文章试从两部作品文本的女性叙事方式入手,探讨女性作家不同于经典叙事文本的女性叙事特点,发掘其文本在女性主义思想方面的共通之处,以利于女性文本意识形态的解读。     

从《贫民富翁》看电影的意识形态书写

影片《贫民富翁》用贫民窟孩子的传奇经历,高度还原了印度的社会生态,但又通过美好的浪漫结局消解了现实的批判力度,在好莱坞式的流畅叙事下,隐藏着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作为为畅销而制作的文本．它遵循了好莱坞的娱乐艺术。     

中流砥柱的“奇情异想”——浅析《堂吉诃德》现代叙事技法的承前启后地位

本文通过对《堂吉诃德》的文本解读,分析其在小说叙事艺术上带来的革新作用。分别从文本隐含中的元小说性、混淆小说叙述者与阅读者身份、“套娃”式叙事模式三个角度入手,揭示《堂吉诃德》的现代小说性质,进而探讨其在现代叙事技法上承前启后的地位。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中新两国主流媒体陈嘉庚叙事的当代建构——国际传播视角的分析

论文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和文本解读法,对2010—2020年中国《人民日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两份官方主流报纸中关于陈嘉庚的报道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叙事都塑造了陈嘉庚作为华侨典范和社会领袖的形象,其一生所倾心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创办厦门大学及其在抗日活动中的贡献,是两国媒体叙事主题的交汇空间。但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在陈嘉庚叙事的当代建构中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中国在讲好陈嘉庚故事时,有必要跳出传统的对内宣传模式,以加强对话、培育共识、促进认同的国际传播视角,塑造全面鲜活的嘉庚形象,弘扬嘉庚精神的普世价值,以扩大中新两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共通共融的意义和价值空间。     

《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的植入式叙事手法研究

目前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加入叙事学理论的内容,而在近一年来获得好评的《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中,单纯的叙事手法已经不能满足节目推陈出新的需要,新元素在叙事中的加入使得节目更加吸引眼球。本文通过植入式广告联想并定义“植入式叙事”,分析《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中究竟在叙事中加入了怎样的元素,并探索这样的改变对以后电视娱乐节目的创作的借鉴又是什么。     

乌尔善 从800万到1．2亿

华谊兄弟制作总监陈国富第一次见乌尔善,与他讨论《画皮2》时,马尔善还在粗剪《刀见笑》。“《刀见笑》花了多少钱？”“你看着觉得花了多少钱？”“两三千万。”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布哈林的社会心理思想与当代启示

布哈林在1921年写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社会心理的思想,他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给社会心理下了定义,分析了统治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表明了社会心理与意识心态的关系。布哈林这一思想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启示。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另一方面,要搭建新媒体时代网络交互平台,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交流互动。     

从叙事学角度浅析《老人与海》蕴含的悲剧美

《老人与海》是被誉为“精通于现代叙事艺术”的优秀作家海明威的压卷之作,是叙事艺术的精品,故事情节简洁、语言凝练。从时间的纵向角度讲述一个人与自身和自然搏斗的故事,刻画了主人公圣地亚哥“硬汉”形象,然而这故事中蕴含多重悲剧性意味,这种悲剧不会引导人走向消极的一端,而教人在悲剧中感受崇高。     

《晋问》对《七发》的继承与创新

关于《晋问》的文体归属文体,从宋到明,一直争论不休,焦点即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篇题是文体归属重要依据。《晋问》不以“七”名篇,而承袭《七发》叙事模式。本文探讨了《晋问》对《七发》,在主客问答,铺陈七事,六否一是叙事结构方面的继承,在情感上对传统“七”文由刺到颂的承袭;以及《晋问》在主旨、题材、形式等方面对于“七”体文的创新。认为《晋问》对传统七体文有继承,有创新,为已经僵化的七体文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明清七体文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新方志体裁互补与多种笔法的灵活运用

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其著述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料的选择、组合和如何记述上。叙事一向为史家所重视。唐代史学家刘知己说过 :“夫史之称美者 ,以叙事为先”(《史通·叙事》)。唐玄宗年间集贤院士徐坚在《初学》一书中 ,提出了“方志直文”的主张。此后 ,直书便成为方志叙事的主要方法。旧志大都仿效史法 ,提倡“述而不作” ,“秉笔直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进一步发展方志直书的理论 ,他曾指出 :“据事直书 ,善否自见 ,直宽隐彰之意同 ,不可专事浮文 ,以虚誉为事也”(《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新方志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经验 ,…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申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     

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及其影响

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围绕着要不要及如何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这一问题展开,争论的本质是主流社会要求重新审视和定位犹太人在现代国家中的身份。争论强调了犹太人和犹太教存在与主流社会不相容的巨大缺陷,强化了主流社会对犹太社会改革的期待,也增强了犹太人自我改良和应对挑战的紧迫性。犹太教改革运动正是对犹太人解放争论的一种回应,力图在解放时代构筑一种新的犹太身份。     

书名号起源考

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的书名号,其起源可追溯到简册时代签牌上的契口;卷轴时期,此物抽象化为包首题标示符号,并在册页时期进一步演变为鱼尾符。民国时期,在现代标点符号体系定型过程中,由鱼尾符简化而来的书名号“《》”“〈〉”以其书写方便、易区分等优点,从众多不同形态的符号中脱颖而出,被广泛用于标示书籍文章名称,并最终在1990年官方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被确定为横排文稿书名号的正式写法,一直沿用至今。     

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

巫术思想及信仰在汉代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术与汉代知识和思想发展水平相适应。巫术思想和巫术活动具有广泛性特征。巫术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思想信仰两个方面。是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小传统”的主要发展形式。民间巫术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阶层中杂糅了大量巫术因素。民间巫术具有社会凝聚作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有一定拒斥功能。     

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

史学“碎化”是美国史学重建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史学“综合”是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的心愿,但也有史学家提出,关键并不在于史学“综合”,而在于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关于宏大叙事的各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学中的“宏大叙事”。美国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曲折反映。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史学出现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史学家们惊叹宏大叙事的缺失,呼吁和设计宏大叙事的重建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建面临种种难题。这些难题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与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造成的,这是当代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世界史学需要直面的问题。而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与宏大叙事的缺失一样都可以追溯到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前景如何,只有将来的美国史学家能够回答。     

论长篇叙事吴歌中的性意识

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长篇叙事吴歌中,《五姑娘》《赵圣关》《卖盐商》《鲍六姐》《六郎娶小姨》《沈七哥》《打窗棂》《断私情》等私情山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何正确评价这些私情山歌以及它们所涉及的性描写、性观念。是对整个吴歌作出正确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即想就此谈一点粗浅认识,以受教于先学和同仁。 一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性行为已经不再是一种满足生理欲望和繁衍后代的本能,它开始带有更多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带有更浓的感情色彩,并从中产生出了爱情。爱情是“融合了各种成份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体验。只有人才具有复杂而完备的爱的感情。”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柄谷行人：在言语与民族之问——民族问题的一例个案

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作为后现代批评语境中检视民族现代性进程的文本表述,主要围绕“语音中心主义”展开。从索绪尔语言学的德里达主义批判出发,柄谷创造性地拆解了语音中心主义的逻各斯传统,在“书面语”与“口语”、“外部的”与“内部的”、“外在化”与“内在化”、“历史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意识形态机能”与“自律体系”的二元并置中,以语言民族主义的系谱学考察,打破不证自明的日本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完成日本现代民族主义精神结构的深层文化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