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简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本文通过讨论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些问题,希望能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意见,以期待对我国未来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关于人民法院变更罪名的思考及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可以变更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指控的罪名,一直是争议比较大而在实务中经常发生的问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变更罪名,本文在理论上进行论证的同时,提出了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变更罪名所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对我国《婚姻法》对继承和受赠财产归属的思考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除法律规定属于夫妻一方特有的或者夫妻双方另有约定之外,归夫妻共同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现行《婚姻法》第17条规定,一方因继承或接受赠与所得财产,如果遗嘱人或赠与人合同中没有明确表明归夫或妻一方所有,则该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为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国婚姻法的这一规定不仅违背被继承人的意志,而且与民法、继承法上的有关规定相矛盾。     

中国古代的夫妻合葬墓

一、序在中国古代,一旦结合为夫妻,无论阴世阳间永不分离。这种夫妻观念和冥界观念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合葬墓的产生为此提供了研究线索。自殷商以来,中国古代的墓葬多数为竖穴木椁墓的单人葬;不过在这种传统保守习惯极强的墓葬制度中,一种新型的、夫妻共同埋葬的合葬墓出现了。这一变化被认为是传统墓制的一大变革,夫妻合葬则明显倾向于夫妻一体观的意识。因此,本文试就中国古代夫妻合葬墓作一分析。     

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置日本战犯成为同盟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在二战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拟从《中央日报》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相关报道中来管窥国民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     

热词

据《彭博观点》报道．美国高级编辑梅甘·麦卡德尔在他的新研究中发现：夫妻共同为家庭账户存的钱越多,他们的婚姻越幸福。每个月把80％的钱拿来用作家庭共同储备的人,     

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论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的政府责任

针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偿还问题,在探讨政府在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的责任缘起和承担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政府责任的定位应是主导而不包办。当前,政府在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的现实选择是建立一个以保险原则为基础的,以政府为主导、其它责任主体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动态偿还体系。     

长歌当哭忆林昭

为了追求真理,1968年4月林昭被林、江反革命集团杀害于上海监狱。在对林、江反革命集团审判期间,由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等共同采写的《历史的审判》报道中,把林昭和张志新烈士相提并论,称她是一个"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的"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这一崇高的评价无疑是十分确切的。     

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课程改革与探索——以《公共关系实务》课程为例

作为高职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公共关系实务》在教学中应充分体现高职工学结合,注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教育理念,为社会培养造就一批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服务。本文对目前高职《公共关系实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总结和思考,针对与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不相适应的现状,探讨植入实践教学的教学方法。     

东京审判与中国

东京审判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国作为盟国的重要成员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派员参加了东京审判。中国参加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了审判,为审判的成功进行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揭露日本主要侵华战犯的罪行并加以严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审判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又对审判重视不够。对审判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未能在审判中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一大憾事。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云氏渡琼始祖夫妻分葬原因探析

云海夫妻墓址选择及彼此的位置关系暗藏玄机。以琼山为圆心,云海夫妻墓为"鱼眼",在海南岛东北部的海面与陆地上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圆圈,有虚有实的太极阴阳图加上装饰墓体的八卦纹饰,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太极八卦图"。貌似东西相隔,实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夫妻分葬契合"一阴一阳之谓道"。通过"分阴分阳",将家族亲情凝聚于"道"和"五行"力量,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深层次上合二为一。     

刘西尧将军的爱情故事

刘西尧,1916年生.早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教育部部长,196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刘西尧和夫人陈景在近五十余年的岁月里,既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战友,又是一对恩爱夫妻.然而,最初的他们却是一对“假夫妻”.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使他们“变假成真”,成了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     

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

就地正法是在晚清引起广泛争议的重大司法问题。但就地正法之制并非始于晚清,而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地正法是相对于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所做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而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是死刑审判的基本制度,适用于平时。两共同构成清代的死刑审判制度。从清代刑事法律制度运行看,施行就地正法不可避免,但这项失去有效司法监督的应急性死刑审判制度,存在随意性和扩大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持续施行,引起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与就地正法制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司法审判和监督的权力之争。争论的结果是,尽管最终限制了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但直到清末法律制度根本变革前,这一问题并未解决。     

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东京审判事关对日本侵略的盖棺论定与战后日本的政治转型,因此从东京审判的辩方到日本右翼,攻击东京审判从未间断。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在公开场合也开始公然否定东京审判。以后随着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东京审判在日本的一般观感中,已然被贴上了负面标签。日本右翼也号称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已被推翻。另一方面,回溯东京审判以及长时间的争论历程,日本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即使与中国学界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也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翻转。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更不可能被推翻。     

论宪政视野下审判公正构建

审判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宪政国家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文章针对当前社会存在审判不公的现象,对影响审判公正的5点原因进行了分析,论证了构建审判公正的10条路径。     

中国家庭出游决策现状及旅游市场营销建议研究——以北京为例

根据旅游决策划分的三个阶段,通过在北京居民区及学校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和三代同堂家庭的决策模式与家庭成员的决策内容。研究表明,在北京夫妻共同主导型决策模式占比例最大,其次为妻子主导型决策模式。但不同结构的家庭旅游决策模式不同,且不同的家庭成员决定着不同方面的出游决策内容。最后针对中国家庭出游决策模式及家庭成员出游决策内容为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提出了相关建议。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