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史稿辞典》

2008年11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巨册装帧精美,洋洋750余万字的《清史稿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这是该社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为人们阅读中国传统史书提供方便,投巨资精心打造的二十五史辞典系列工程的组成部分。以工具书的形式,对备受世人瞩目的     

评《清史稿校注》

198 6-1 991年 ,台湾省以国史馆名义出版了 1 6巨册的《清史稿校注》一书 ,以数十位学者的努力 ,对七十多年来一直牵动海内外人心而争议颇多的史书《清史稿》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其工程浩大 ,共出校数万条注文 ,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经验教训足资借鉴 ,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笔者于粗略翻阅中即深获教益 ,深有感触 ,谨略书管见 ,简评如下 ,以就教于方家。一、《清史稿校注》的突出成就1 摸清底细《清史稿校注》 ,顾名思义 ,是对《清史稿》的校勘与注释 ,是针对《清史稿》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评论《清史稿校注》的…     

《清史稿》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校点本《清史稿》列传284“孝义一”云: 刘宗洙,字长源;弟恩广,字锡三,湖北襄城人。父汉臣,明季从军。按:湖北显系河南误写。其一,清人毛际可在其小传中明说为“河南襄城人。”(陈乃乾《清代碑传文通检》317页)其二,其侄青黎好友方望溪为其弟宗泗所写的墓表也明说刘氏为“中州”人。(《望溪先生文集》卷13“内阁中书刘君墓表”)其三,河南襄城刘氏宗谱材料也证明刘宗洙兄弟为河南襄城人(见     

《清史稿》正误一则

《清史稿》卷152,志127,交通四,邮政一节有如下一段话: “其各国邮局设于中国各口岸者……日本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重庆、南京、牛庄、唐沽、沙市、苏州、杭州十六处。”(中华书局版标点本第16册4480页) 据近年日本学术界发表文章统计,应该是15处: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     

《清史稿》进士订误

《清史稿》进士订误夏卫东《清史稿》是二十五正史中最后一部。最初通行的版本是关外、关内及金梁影印本三种。由于其匆促付梓,舛误甚多。解放后,中华书局曾以金梁本为底本,组织专人进行校勘再版,但其中仍不无差失。近年来,亦有《清史稿订误》等著作相继问世,刊误工...     

关于《清史稿》的版本

读了李之勤同志的《关于〈清史稿〉的版本》一文后,感到此文很重要。李文云:“目前有些学者对《清史稿》编纂和刊印经过所作的介绍,因取材于金梁所写的《清史稿校刻记》,致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所以有必要根据有关资料和实际核对的结果,对《清史稿》几种版本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辩证。”事实确是这样,《清     

《清史稿》中的多尔济

《清史稿》中的多尔济扎昆《清史稿》是二十五史中卷数最多、篇幅最长的一部巨著,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八百五十万字左右。同时它也是二十五史中涉及人物最多的一部书,全书有名字记载的将近四万人,而且其中有很多人为重名,如两个多隆阿、四个成德等,不经过认真辨别考订...     

关于《清史稿》的版本

近年来对清代历史颇有兴趣,因而常翻《清史稿》。为了查阅方便,自己还作了一个简单的《清史稿纪传人名索引》。但直到索引编成之后,还不知道自己所依据的《清史稿》属于那种版本。因为它与常说的“关内本”、“关外本”等,都不完全相同。也曾请教过老师和前辈,并曾查阅在西安所能找到的参考资料,但问题仍未得完满解决。日前读到朱师辙先生的《清史述闻》一书,才知道自己据以作索引的《清史稿》是“关内本”、“关外本”之     

《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

《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设清史馆,聘赵尔巽任馆长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日"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历时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本文试图通过《清史稿》纂修过程,从人员的组织、体例的论证、纂修定稿三个方面进行研讨,以便为清史纂修工程提供借鉴。     

张尔田与《清史稿》纂修

1914年袁世凯政府批准国务院关于设馆纂修清史的呈文,设立清史馆。清史馆历经14年编纂,于1927年刊印《清史稿》行世。由于编纂的政治态度和仓促付印等先天的不足,《清史稿》自行世之后,一直受人诟病,并曾一度被国民政府封禁。但是《清史稿》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汇集和排比,所据史料丰富,是研治清史的基本参考书,对其深入研究仍属必要。而且《清史稿》的纂修人员虽然立场保守,但其中并不乏严肃认真的史家,其撰著理念和方法,亦值得总结。目前国家正     

丁宝桢传——《清史稿》

丁宝桢，平远州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请假归丁母忧。四年(公元1854年)遵义教匪杨隆喜犯平远。宝桢募勇击走之，进剿普定仲夷，破水塘各巢，又败贼定番州，擒首逆吴凤祥等，叙功，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蓝翎。六年(公元1856年)，服阕。会苗教     

《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要为前一代修史,如此继承绵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清朝覆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启动纂修清史工作。经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议决,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①。(赵尔巽为汉军旗同治进士,曾任清山西、湖南等省巡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死后,由柯绍 代馆长。…     

《清史稿·西藏传》正误

对照校勘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稿·西藏传》发现其部分内容主要是依据魏源的《圣武记》编写,未加查核即照抄转。根据藏、汉文史料和现代藏学家的科研成果,考证两书均有违史实之误,现加以订正,供历史研究参考。     

《清史稿·吴三桂传》考证

《清史稿》成书于民国初年,由于撰述人多为清代遗民,其修史之主观目的在于“修故国之史,即以思故国”。故在撰述过程中难免“以先朝的欲想为取舍”。加之史稿成于众人之手,各人观点互有差异,水平亦有高低,所下功夫也不尽相同,结果造成史稿问题甚多,尤以史实错误为重。兹以良所撰《吴三桂传》为例,考证如下：吴三桂……遣副将杨,游击郭云龙上书亲王名师。案：《东华录》卷四：“明平西伯吴三桂遣副将杨坤等自山海关致书。”《皇清开国方略》：“明平西伯吴三桂遗副将杨坤……”《清史列传·吴三桂》：“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我…     

桐城派与《清史稿》的编修

民国初年桐城派学人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入史馆参与编修清史。他们久居史馆,主修列传,辅以书志,为成一代名史而兢兢业业。他们将"辞章、考据、义理"与"才、学、识"相联系,在编修清史过程中注重史料的搜集、运用,追求史事真实,在文辞上颇守家法。他们所修史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未被《清史稿》收入,但不能抹杀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李鸿章》校勘说明

《清史稿》李鸿章传原文约六千余字,由于撰稿者观点的偏颇、资料的短缺以及时代的局限,错漏舛误之处不少。以一窥全,属于《清史稿》人物列传中共同存在的问题,主要可归纳为四方面：一、结构失调,偏重政治、军事,而忽略其他方面。如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其活动不仅在政治、军事,而且涉及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方面,但该传在叙述中多注重其“战功”也就是军事活动,文字几乎占到40％;政治上也主要侧重评介他的“功勋”和官阶;对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十分重要的洋务——近代化活动,则失之过简;占了李鸿章一生活动很大一部分…     

《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

《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刘海峰$驻马店师专科研处     

《清史稿·赵翼传》年岁正误

《清史稿》卷485《文苑二·赵翼传》记载: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清史列传》卷72《文苑三·赵翼传》云:“嘉庆十五年,重宴?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卒,年八十六。”《清史稿》的成书晚于《清史列传》,关于赵翼年岁的这段记载,《清史稿》袭之于《清史列传》。只不过省略了“十九年”三个字。这一省略实为不当,因其易造成赵翼卒于嘉庆十五年的错觉。《清史稿》(《清史列传》亦同)所记赵翼年岁实不准确。成书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元度编的《国朝先正事略》卷43《文苑·赵瓯北先生事略》另有异说。其云:“嘉庆庚午(十五年),重赴鹿鸣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