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消费人”的哲学审视

“消费人”是以追求物欲为生活目的、持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人,其本质上是对全面发展的人的背离。其消费活动的非理性主义,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本文对“消费人”进行哲学上的审视,旨在倡导一种和谐的、积极的科学消费观念,引导“消费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发展的人。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逐渐凸现出种种职业道德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本文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读解经济与道德关系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上的本质与表征,进而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道德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和尊重。因社会背景之异,中西“人文”精神存在较大的岐异。在儒学典籍中,“人文”一词深寓着道德教化的内涵。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则缘起“人文学科”,而     

西欧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社会背景．使得西欧文艺复兴在利用古典文化资源的同时,对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也进行了批判继承。人文主义者以“借神颂人”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否定教会的“原罪”说,颂扬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世俗欲望,促激起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诞生．也使得这一思想必然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人文主义者还将自由平等的精神贯穿于学术活动之中．对基督教原典《圣经》及其它教会文件进行重新的翻译与考订,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促进了反教廷神权的宗教思想的勃发。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的批判、选择与吸收,有力地显示了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     

宋代哲学家张械在广西

张拭（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秆,世称“南轩先生”,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省）人。丞相张浚之子,自幼聪颖好学,以荫补官。秦桧执政时,张浚受到排斥,张拭随父谪居连州、衡州近20年。曾受学于胡宏习孔孟学说。累官至吏部侍郎兼侍讲、右殿修撰等,曾被时人公认有“宰辅之才”,只是由于他为人光明磊落,喜直言进谏而未能得到重用。其一生的政治主张为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抗金复仇。其道学理论以“天理”为义,以“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后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南宋道学大师,号称“东南三贤”。     

“鲁公”与“西国人”辨

窦群《中牟县经鲁公故庙》云“尝修《名臣略》,系司徒公”,储仲君先生据此认为窦群的《史记名臣疏》收唐人事迹,然此“鲁公”当指“鲁恭”,为后汉人。杨凭《赠窦牟》云“别玉翻同西国人”,李长路谓西国人辨析能力低下,未知西国人乃是一典故,指辨析能力高明。理解古代诗歌,了解古代地理知识及典故是很重要的。     

公正行政视阈中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

公正行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行政人员只有在行政活动中不断反省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否定“经济人”角色,肯定“公共人”角色和自觉实现“经济人”角色向“公共人”角色的转化．才能使自己的行政行为符合行政伦理道德,实现公正行政,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小国寡民”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之比较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思想,15、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构想。不同的时代及地理环境下,两人本着同一个社会理想,以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两种不同世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无阶级观与莫尔的“奴隶”阶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