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词谱》注释唐宋词宫调辨析北大核心CSSCI

钦定《词谱》作为奉敕编纂的大型词谱著作,对唐宋词调所属宫调进行注释的做法本身颇值得称道,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涉猎文献较多,而在金元明三代文献中多用散曲、戏曲曲牌之宫调为唐宋词调作附注,其中有的曲牌从语文形式角度来看确实与词调相近或相同,为我们考察词曲的音乐流变提供了线索和参照。然而编撰者并没有将词调与同名曲牌的语文形式详加考察,常常根据名称相同就将它们罗列在一起,有的并无意义,并且在罗列时还出现变改现象。而对唐宋词调宫调的注释分析,有部分合理的因素,但是由于主要编撰者未能清晰地辨别宋代大晟乐雅俗乐调名称合流的情况,也没有考察唐宋词人所用词乐宫调律名与俗名的源流变化,以致在注释及分析唐宋词宫调中屡屡出现失误。如将柳永的《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注为"正宫",并不是编撰者的偶然失误,而是对唐宋词乐宫调错误认识的自圆其说。     

《钦定词谱》编纂始末

《钦定词谱》与《历代诗馀》在使用的文献底本、所持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历代诗馀》不是《钦定词谱》的底本,《钦定词谱》扩充词调之功与《历代诗馀》的编纂关系不大。《钦定词谱》开始编纂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春,分纂官楼俨在其研究理论的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楼俨与其他十二位通过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试选拔的分纂人员不同,曾刊制《词鹄初编》《群雅集》两部大型词谱,受孙致弥举荐入纂,是一位有着丰富的词谱编纂经验的专业人才。《钦定词谱》的文献底本、词乐研究、词韵研究、词调本事研究以及历来被学者称道的注释宫调、互校出谱、批驳《词律》等特点都与楼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楼俨师从朱彝尊、孙致弥、沈皞日,可以说《钦定词谱》编纂的背后有很深厚的浙派渊源。     

北曲的缘起

北曲的缘起要追溯到北宋时期在北方民间普遍流行的“曲子”,它的出现甚至更早,可以一直上溯到唐、五代时期,其典型学代表形式就是敦煌曲子词。事实上,宋代盛行的“词调”也有部分源头可以追溯到曲子(另一部分来自宫廷宴乐,例如大曲),但词调创作由於人士大夫的介入,走的是雅化的道路,从音律到辞都比较规整和高雅,我们所读到的“宋词”,就是这类产物的学显现。而民间流行的大量曲子则仍然一直保持着自然朴素的面貌,它们就是“曲”暨北曲的来源。     

《毛诗注疏》版本流变考略

《毛诗注疏》为儒家经典之一,汇集了汉、唐两代学者为解读《毛诗》而作的重要注释。本文对它的版本流变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清晰的梳理,并指出了后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部分失误。     

唐“胡部”乐考——兼及胡部与词体的关系

唐“胡部”乐是产生于初盛唐而盛行于中晚唐五代的一个新乐部,与“胡乐”并非一事。其音乐风格来自西凉乐,是西凉乐部在唐代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中融会发展而产生的;胡部立于乐部时间较晚,其乐器以丝竹为主,有歌有舞,亦有坐部、立部之分。胡部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的盛行对研究唐代文学及词体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以上分析,论文从实证角度考察并指出了唐墓室壁画及敦煌石窟壁画中有关胡部乐的伎乐壁画。     

《中国移民史》唐宋湖南移民实例考校

《中国移民史》列有109个唐宋湖南移民实例,本文对其中在史料和史实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65例进行了考校,并归纳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史料的理解与引用有误。这主要表现为一人误作二人,甲卷引作乙卷,姓名张冠李戴,牵强列入或列之无据,将移民与移民后裔相混淆,以及有关移民迁移的时间和地点等方面的问题。二是没有考察史料的史源。这主要表现在:引用后人史料,没注意到前人文献中已有相同的、甚至更为可靠的史料,没有甄别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没有考察相关史料,对引用史料中所提供的一些有关移民信息的线索没有追根溯源、旁征侧证。     

唐代木质葬具的初步研究

本文全面梳理了唐墓中出土的木质葬具,在此基础上考察其装殓形式、形制、尺寸、制作、装饰等问题,并结合文献材料,探讨唐代木质葬具的官方和民间来源。     

唐宋高利贷资本的发展

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发展至唐代,进入一个完备、发达的时期,高利贷资本各种经营形式、各种利息都已具备;高利贷对社会经济及人们的生活影响也越来越大。至宋代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察这种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规律及唐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动都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史学界对唐宋高利贷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还没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作整体考察。本文拟从高利贷经营形式的发展及利息变化两个角度对这一发展作简要叙述。     

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文献记载的编钟编列与等级,将考古出土的编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等级与考古发掘所见到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本文论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认为《周礼》所载是战国以后的理想化模式,不是西周时期的礼制。编钟的组合规制与贵族的财力、国力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编钟的组合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     

汉中新编十一志格律诗词检校

按全国统一部署,第二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已经开始。回顾汉中市第一轮的志书编纂,成绩显,功绩永存。为提高今后志书的编纂水平,并对历史负责,近日我们对汉中市各县区十一部志书的《艺志》（有的含在《化志》中）格律诗词部分进行了检校。现将所发现的错讹疑点罗列如后,以便新一轮志书编纂时参考改正。     

河西达怛考述

达怛一词,也写作达旦、达靼、怛但、达打、鞑靼、塔鞑、塔塔儿、塔坦等,是唐中叶以后,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支游牧部族.老一代学者王国维、岑仲勉等均曾对之进行研究,前者作过《鞑靼考》,后者则写有《达怛问题》.此二文征引宏富、辨析透彻,上自唐宋,下迄元明,将鞑靼部族的来龙去脉交待得颇为清楚.然而由于受到当时条件限制,两位先生尚不能接触到大量敦煌文献,故对文书中记载的达怛略无涉及.这一点,黄盛璋先生     

敦煌与法门寺的香供养具——以“香宝子”与“调达子”为中心

敦煌画中有大量香炉等香供养图像,敦煌文献也有相关记载,而法门寺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香供养具。本文将敦煌资料与法门寺文物结合起来考察香炉的形象以及配置关系,并对调达子等器物名称提出新的看法。     

敦煌本《下女夫词》的写本考察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将敦煌文献中所存的十七件《下女夫词》分为三个系统,并对其文本情况和写本本身反映的信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考察,对学界长期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看法.     

明初《大明日历》与《皇明宝训》的纂修

随着明政权的日趋稳定 ,洪武六年八月 ,朱元璋同意了翰林词臣提出的建议 ,从洪武六年九月到七年五月纂成了一百卷的《大明日历》 ,稍后完成了仿照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之体的《皇明宝训》 ,使左、右史记言、事的史学传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这一国史纂修的活动中得到了体现 ;也开启了明朝国史纂修史上《实录》和《宝训》连带纂修的重要修史制度。这一时期编纂的《日历》名称和体裁虽与唐、宋的日历相同 ,其实它只是利用了它们形式上的特征 ,并非是实际意义上的“日所录事”。     

所谓“天人”及中国早期天人像

一、前言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舒展着天衣,翱翔在空中的天人唤作“飞天”。然而这一词是何时出现于学术界的?虽不甚明了,福井利吉郎氏在其《凤凰堂飞天群像史论》,这篇写在明治末年的论文中,提出“不知其名而权称飞天”。福井氏基于有关鸟羽堂建造的贵族私人记录《长秋记》,将本尊的佛光称“飞天光”,将堂内壁上的菩萨像唤“供着的飞天”的事实,而极力主张“飞天”这一词,几百年间被掩没在文献中,当予复原。但是,鉴于曾在鸟羽殿的一角,作为原主的上皇观弗师呈上的绘图,讨论将本尊的佛光造成飞天光,还是造成唐草光这一点来看,似乎未曾作为正式名称而使用。例如,若     

清代集镇名实初探

《清国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每县下均有某某镇的记录。经考察,认为这种记录并没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有一定的任意性。实际上,清代的镇,并非县以下一级管理地方或征收商税的机构。凡是有一定集中的人口,商业比较繁荣的聚落(集市),往往被人们称为镇。其中有的置有县以下管理地方治安的机构,如巡检司,有的什么设置也没有,仍被称镇;也有既设了巡检司等管理或纳税机构,然仍不称镇。可见清代文献中镇的记录并无严格标准。至于文献上记载镇的四至范围,实际上指的是所设机构管理(如巡检司)的地域范围,与镇并无关系。     

敦煌文献中所见"门状"的形制

"门状"一词屡见于唐宋笔记,在敦煌文书中也偶尔见之,然其义为何,并无专文稽考.《汉语大词典》将其释作"拜帖"①,而"拜帖",又指"拜访别人时所用的名帖"②.其释义虽确,然稍嫌笼统与模糊.鉴于此,本文拟对"门状"的起源及其形制作进一步的考索,以此为据来探讨"文书形制"对整理古籍文献尤其是敦煌文书的意义和价值.     

论早期都邑

都邑的出现,是王权创立的物化形式,是国家文明诞生的标志。研究没有发现文字的早期文明社会,对早期都邑的考察十分重要。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将早期都邑的出现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一关于“文明”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采纳夏鼐先生的定义,即“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1]笔者概括为国家文明。国家文明的诞生必然是王权的创立,都邑则是王权的物化形式的集中体现。关于“都邑”一词的含义,学术界有众多解说。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以为研究中国早期都…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误缀四题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在国图馆藏范围内对部分敦煌文献进行了局部缀合,有的缀合存在误缀的问题。本文选取该书已缀合的93组《大般若经》写本为考察对象,从内容、行款、残字、书风书迹等方面加以综合检验,将《国图》误缀的五组归纳为四类,揭示误缀的原因,并就敦煌残卷缀合的方法试作简要的评述。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试释

《君人者何必安哉》一篇,为先秦标准的语录体文献,藉由范戊与楚昭王的对话,将所要表达的意思透露出来。范戊以王之白玉有三玷,受命为君王考察,考察完毕之后,再行禀告见视日(楚王)。王出而见之,并云,我则有白玉三玷而没有察觉到吗?本文考察此出土文献性质,可知这白玉有三玷,并非白玉真的有三玷,乃是范戊以玉之有三玷来暗喻王有三缺失,则知本篇所载内容,为春秋时代楚国的四朝老臣范戊对楚昭王的谲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