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仔钱——华工血泪史的见证

在百万海外移民的历史中,最为悲惨、辛酸的一页莫过于鸦片战争以后的“猪仔”贩运。“猪仔”又作“猪崽”,是广东方言,指被掠卖的华工。囚禁华工的地方,称“猪仔馆”,运载掠卖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猪仔船”。华工们在号称“浮动地狱”的“猪仔船”上遭受囚禁并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历尽苦难折磨,被贩卖到东南亚、美洲、南非和澳洲等地作苦力。这些华工为西方殖民者垦荒、开矿、修筑铁路,他们吃苦耐劳,却饱受歧视与压迫,地位等同奴隶。雇主付给华工低廉的工资多以物品代替现款,有时也支付“猪仔钱”,但这种钱币并非实用货币,它只能在雇主的种植…     

如果美军也搞“集团部落”

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因各种灾难湮没的城镇乡村,不可胜数。关东军把持下的“满洲国”,则创造了一项可谓永远也不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当“9·18事变” 前只有8 万人的长春迅速崛起为一座现代化的“新京” 时,黑土地上少说有不下6 位数的自然屯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批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     

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国的分布及动因

纵观当今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先辈,大多是在两次“鸦战”之后,沦为“猪仔”华工,被西方列强贩往南洋和世界各地的。在1840—1860年间(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间)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猪仔”贩运大大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鸦战后,厦门和汕头先后成为早期贩卖“猪仔”的中心和据点。据史料所载,1843年11月1日     

首批华工入澳时间考

华工大批输出澳大利亚起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对此史学界一般没有争议,但关于首批华工确切的入澳时间及人数,中外华人史、移民史学者却有不同说法。据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中外文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时间为1846年,人数为121人。陈泽宪先生在《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一文中说:“澳洲于1846年从厦门运走第一批契约工121名去悉尼。”     

论战后赴日华工归国及遗留问题

本在系统发掘与研究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档案及相关劳工证词的基础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战后美日遣返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的政策及事件始末;并首次以国内的新史料对赴日华工战后的主要遗留问题,如被掳至日本的华工人数、美日战后遣返华工数、赴日华工死亡人数等重要数据,以及赴日华工的“工资”与赔偿问题等,作了进一步澄清和考证。     

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一 华工出国的历史意义 华工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在国外靠体力劳动谋生受人剥削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国劳动人民都属于华工的范围。有自愿出洋的自由华工,而更多的是被强迫拐卖的契约华工。前者包括     

德国不承认伪满洲国政策的形成原因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凑集的几个汉奸,抛出了一份所谓的“满洲国”建国公告。3月12日,伪满洲国以“外交总长”谢介石的名义,向德国等17个国家发出通电,表示“切望同满洲国建立正式之外交关系”,并欢迎外国人来“满洲国”进行通商贸易。     

投靠日本分裂祖国的内蒙古德王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是个颇有政治野心的“泛蒙古主义者”。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废退位,德王听到这个消息痛惜不已,如丧考妣。其后他和溥仪犹如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为追求复辟“帝制”,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卵翼下,继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后,德王当上伪“蒙疆”(“蒙古自治邦”)主席。德王与溥仪,积极充当日本侵华“满蒙政策”的帮凶。同时德王还勾结日寇,进行所谓“日蒙合作”阴谋活动,妄图实现其做“蒙古大帝国”皇帝的迷梦。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国“盗人的贼”拐卖到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里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英、法、俄等国竞相在中国招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在华招工5万人,法国招工20万人。战争爆发后,俄国不但民用企业劳动力不足,而且军事工业也深感劳动力缺乏。因此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利用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开始在中国大肆拐卖华工,其人数远远超过英法各国。马克思在研究17世纪荷兰人的殖民掠夺时指出,欧洲殖民者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指出他们     

“猪仔”称谓由来考略

早在“明清之际,闽、粤沿海劳动人民在同族、同乡的招引下,常自愿结伙随泉、漳商船到南洋各地谋生。他们自发地订立公凭(即约据),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以部分劳动所得,扣还‘客头’垫付的船资。后来的契约华工制,即由此演变而来。”而“猪仔”贩卖,是契约华工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产生于19世纪10年代。“猪仔”华工具有“一拐二卖三为奴”的特点。     

被遗忘的贡献者：一战华工回国安置问题研究

论文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华工从战时到战后的有关去留问题;北洋政府安置回国华工的官方举措及其实施困难以及华工回国的实际境遇与抗争活动;并探讨了一战回国华工并未因其身份和贡献享有善待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华工多被遣返回国。北洋政府制定并推行《安置回国华工章程》,但地方政府在妥善安置被遣回原籍的华工方面,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其间以梅钧为代表的旅法华工团,向山东省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妥善安置归国华工,并与山东省政府展开博弈。此次博弈以梅钧离开青岛而结束,华工安置问题基本不了了之。大多数华工回国以后,并未因其身份与贡献而享有优待。他们穷困潦倒的结局是北洋政府时期普通人生计艰难的缩影,他们的弱势地位与无力争取应有的权益是他们被遗忘的根本原因。     

伪“满洲国”陶币应为镁币

“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扶植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用以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和控制东北的工具。为了操纵东北金融,伪“满洲国”建立了一个伪“满洲中央银行”。该银行曾发行过纸币、青铜币、白铜币和铝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壹分、伍分面额的硬辅币,呈紫红色和桔黄色,民间俗称“钢纸钱”。而内地一些省区对其称呼也有歧异。特别是台湾徐祖钦先生的《中国钱币目录》,直至1989年版仍称其为“陶币”。实际上,这种钱币的正式名称应为“镁币”。笔者查阅了部分史料,作此小文以正名。     

救援、革命、外交——华工联合会研究

华工联合会原名中华旅俄联合会,1917年由在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成立以后,华工联合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入俄国的华工提供了大量帮助。1918年底,华工联合会转变为“无产主义者组织”,它积极对在俄华工进行革命宣传,建立起与中国境内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此外,华工联合会还促成中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之间进行对话,在俄中两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追溯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在救援、革命和外交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华工联合会这一以往较少引人注意的华侨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血泪斑斑的纪录——介绍两份南洋“猪仔”华工的调查报告

北洋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曾于1920年1月和5月,相继组织人员,实地凋查了南洋荷属勿里洞岛和邦加岛锡矿的华工状况,留下两份附有多幅照片、插图的“调查书”。它们是弥足珍贵的华工历史资料,也是华工     

实物见证一战赴欧华工的血泪史

<正>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曾被西方称为“文明之战”,战争结束已逾一百年,仍有不少人觉得欧洲战场与中国相距甚远,与中国无多大关系。实际上,一战与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息息相关。英国、法国、俄国等协约国成员分别从中国招募了近30万劳工远赴欧洲战场,实际上获得了北洋政府的保障与支持。为了收复被德国和日本侵占的青岛,北洋政府通过“以工代兵”的方式参与到国际体系中。虽然华工参与了一战,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近些年,随着学界对中国劳工远赴欧洲战场的相关历史资料以及留存实物展开深入研究,华工对一战的贡献才为世人所知并引起关注。     

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

一 我国沿海劳动人民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大约从明代就开始了。但是,作为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则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告结束。粗略地估计,这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我们知道     

邵元冲日记——1926年1月至7月(上)

邵元冲1926年1——7月间的日记,具体记述了他在此期间内奔走于宁沪之间,主持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创办“中山学院”、与“西山会议”派共同策划反共、制造国共分裂以及应蒋介石之招去广东与之合作,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的经过情形,对其个人的政治见解、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及其反共“清党”计划亦有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予公布。     

尚小云两次拒演"汉奸戏"

尚小云是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的两次拒演被传为佳话。 日本侵占东北后,很快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持溥仪做了傀儡皇帝。1932年3月,为举行所谓登基庆典,日本专门派人到北平,以重金聘请尚小云来长春演出。来人把一张大红请帖放在桌上说：“每晚一场,每场酬金5000元,共演三场。尚先生,你看如何？”     

司马光智劝夫人

有一年过元霄节,京城举行盛大的灯会。司马光(山西夏县人,北宋宰相、文学家,著《资治通鉴》)不想去观灯,他也不想让夫人去,所以,当夫人提出要去看灯时,司马光反对道:“家里也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又道:“我还想看看游人。”司马光道:“难道我是鬼吗?”结果,夫人被说服了。     

我的十九年记者生涯

我是出生在祖国大陆的第二代台胞.197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日报当记者至今.当记者是我的选择.高中毕业后,我在黄陂县祁家湾镇农机厂当车工.镇上分管宣传的领导常让我去当“土记者”.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能吃苦的原因,一年中我竟有6篇稿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县广播电台采用则更多.1975年,我被镇党委推荐上大学,经考试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