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印尼：历史的遗难与现实的方案

从比较和历史一制度的观点出发,同时借用葛兰西“被动革命”、“精英融合”等概念,分析了威胁印尼中期稳定的诸种因素及其历史根源。集权体制和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化是印尼独立时期的两份政治遗产。通过探讨苏哈托体制中的政治权威系统及其演变,可看出苏哈托政府不是“发展政府”,而是一个“社团主义”政府,因而暴力横行和军阀政治是印尼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而权力分散将是解决印尼问题的关键。     

世间感念邓小平——写在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

1992年的南巡讲话（又称“南方谈话”）,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位已是“普通党员”的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智慧,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张学良的三大政治“情结”

张学良,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其政治生涯短暂,但其所作所为却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历史方向,时隐时现地表露出那种传奇式经历所产生的三大政治“情结”,即“日本情结”、“领袖情结”、“中共情结”,或者说这三大政治“情结”铸就了其充满传奇式的政治生涯。     

缅甸奈温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华人的政治地位

华人在居住国的生存、发展问题历来是侨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而考察华人在当地的政治地位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学界对建构“华侨华人学”的讨论方兴未艾,诸位方家的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华侨华人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在有关东南亚政治特别是东南亚华人政治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此外,缅甸华人也是近年来备受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拟从政治合法性角度对奈温时期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做一新的诠释,希望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有所助益。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热”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传统,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同样也不应与传统割断,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因素。江泽民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1）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史家评为治安良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期,只有西周初期“成康之治”、西汉初年的“文景之诒”、唐初的“贞观之治”。本长篇连载讲述的是“文景之治”文,是指汉文帝刘恒;景,是指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这两个皇帝先后统治汉朝整整四十年。“文景之治”后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政治的启,这两个皇帝先后统治汉朝整整四十年。“文景之治”后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此,本刊特连载复旦大学历史系郭建教授的《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以飨读者。     

论民国时期山西的“地方自治”

民国时期,山西在实行“地方自治”上曾有相当进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此还获得了名闻全国的“自治”美名。那么,山西实行“地方自治”的大体经过和主要内容是些什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山西“地方自治”的实行,山西的“地方自治”是什么性质的,它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山西乃至全国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认识“地方自治”这一西方资本主义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的艰难曲折和变异的深层原因,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解读古希腊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

“伦理”“政治”“道德”“伦理政治”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有着不同的词源和含义,有着不同的形成路径和思维理路。本文从概念的起源与含义、伦理政治形成的不同历史情境入手,解读古希腊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革(变法),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次改革,无不经历曲折,斗争总是尖锐的,因为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体制中受益的人,常是反对改革的。改革中的倡导者,常遭到政治迫害,或杀头、或坐牢、或流放。但改革的成功,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国人怎么看日本 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认为．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50年代生人的他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研究交流的失败,鼓励今天的人们放弃交流的幻想,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德育创新问题的思考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力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经济全球化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作为一种促进教育改革的新模式已经走过了十个春秋,正方兴未艾。本文结合当前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原因,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外合作办学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指导意义。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落实重点任务,探索新途径,必须处理好八大关系,这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基于夺取抗战胜利以及推进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行民选制度;在政权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切实建立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帮忙政府”;等等,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还不十分完善,但却为战后特别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历史的经验,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如何看待农村“留守孩子”的犯罪问题

别在孩予的心里种下“冷漠” 农村留守孩子很容易成为“问题学生”,原因是他们被留守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有的从小就和祖辈生活在一起,一年都不一定看得见父母;有的寄居在亲戚家,更缺少需要的爱和关心;也有的属于半留守,但不是母爱缺失就是父爱缺失。总之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缺少生命季节中该有的爱。     

蒋介石政治思想论

蒋介石(1887—1975)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需要,本文仅对他的政治思想略作探讨,以就教史学界同仁。一“以人为本”的政治观为明了蒋介石“以人为本”的政治观,须对“政治”的意义作以考察。关于“政治”一词的涵义,自古及今众说纷纭。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鸠、卢梭,以至后来的各种流派,都对“政治”有过种种不同的解释。如认为政治是实现正义、为民谋利、以达到最高“善业”的行为;是君主接受天命统治愚民的;有的则认为政治不过是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或改朝换代等等。在中国,“政治”一词     

“吃人”的社会

近代中目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人人“都是吃人的人”。“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贵吃贱,大吃小一仁吃下,强吃弱,就是中日“吃人和被吃”历史的全部,也是中国文明之进化的劣根性。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吃人”的本质,中国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惨无人道,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历史上民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兼评“一史两用”史观

如何确定中华历史疆域的标准是中华史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人为的规定一种标准,把复杂的历史疆域问题简单化。应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政治──文化中心有层次之分,一个政权（包括民族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转移,应对其转移的疆域归属作出正确判断。所谓“一支两用”史观正是因错误判断民族归属与历史疆域而产生的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