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

汉代户籍是家口籍与财产簿的结合,每户之下载有家口及课役集计,以及在此基础上以乡或里的户口、赋役总计及诸色户口、役种的分项统计,体现出秦汉时期户籍与上计簿的密切关联。孙吴户籍没有财产簿的内容,人口与课役集计(总计)仍是重要构成。西魏大统籍A、B两卷反映的正是这种户籍的形式和特点。西魏苏绰定“户籍、计帐之法”,割裂了户籍与计帐的联系,此后唐代户籍不见户口、赋役总计的内容。孙吴户籍简的出土,弥补了汉唐间籍帐研究的重要缺环。     

从虎溪山汉简《计簿》看汉初县属啬夫的分化

虎溪山汉简《计簿》记载了汉文帝后元年之前某年沅陵侯国的总体情况,其中记载有六个乡和少内、库及唯等县属机构的吏员配备。张家山汉简《秩律》规定县属诸官为“有秩”的等级,而沅陵侯国下属诸官啬夫则全部为“斗食啬夫”,松柏汉简中也出现了标明级别的“西乡有秩啬夫”,说明汉文帝之时,县属啬夫分化成了“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这是汉代官秩体系的重大变化。此前的研究揭示了汉文帝对高级官吏的秩级作过调整,沅陵侯国《计簿》则显示低秩官吏同样也被改革了官秩,时间可以限定在汉文帝六年至后元年之间。汉文帝时期在保留有秩啬夫的同时,将小县诸官和小乡的啬夫降为斗食,符合从汉初开始县级秩等向下延伸的趋势,也使得县廷确立了对廷外诸官的政治强势。     

漫谈“声东击西”之计

<正>“三十六计”每一计都附有言简意赅的“解语”,重在阐述运用该计谋应该把握的客观规律。同时,为帮助人们把握运用该计谋的具体方法及把握具体方法中蕴含的客观规律,每一计又都附有明白晓畅的“按语”,它既是对“解语”的进一步展开,又列举经典战（事）例予以佐证,可谓与“解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声东击西”,属于“胜战计”六计之末,属于寻机进攻之计,其中大有讲究。     

科学 风雅 友情 桑梓——计宗道散记

计宗道（1461-1519年），字惟中，是柳州历史上第一位解元。     

吐鲁番新出涼计货、计口出丝帐研究

新出北涼时期的计货出献丝、计口出丝帐为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涼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本文认为北涼时期的计货出献丝帐徵收的是户调,而其依据就是货簿。北涼时期的货簿确实是只计土地的情况而不及其余的资产,这也是北涼的户调徵收的特殊之处。计口出丝帐徵收的则是一种口税,当时的北涼政权具备严格掌握当地户口和士地情况的能力,客观上使得口税的徵收成为可能。北涼时期的田租也纳丝。这一时期的租调、口税徵收都以丝为主,这是由纺织品本位的货币形态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形势所决定的。     

论水彩画的艺术特性

要深入论述水彩画的艺术特征,首先要水彩画的优雅、轻柔的“水”、“色”之美。这也是水彩画艺术灵性之本,更区别其他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透明是要我们把握好水彩艺术特性的极限。我们要在求新、求变中,不断掌控这一限定的透明之“度”,水彩创作时,水与相容、流动会产生意料之外的肌理效果,能产生浑然天成的画中意境。是画家利用媒介物描摹客观事物与表达主观思想时,在画纸上留下的色彩和形体痕迹。     

论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计口授粮

自1941年10月至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国统区实施计口授粮的政策,其首要目的在维系省政府的统治,另外的目的还在于,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通过规定大致平均的定量粮食消费,使后方国统区民众大体维系基本的生存,从而支持持久抗战.     

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

钱谦益史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色之一是援“经”入“史”,即以经学为辅助手段,通过经史之辨以求史,此实为清代史家治史之一重要方法,钱氏实开此学术风气之先驱。特色之二是对于“时学”加以批判。钱氏对“时学”之批判,乃与当时国运联系起来,实欲以学术救治社会。钱氏史学贡献甚大,治史莫可偏废。     

读陈法《方孝孺论》的启悟

曾被时人称作“大儒”的方孝孺,陈法在《方孝孺论》中则指出那是人们“习而不察”所致,并针对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批评方氏是“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渺小人物,批评他身为惠帝重臣,竟然违背“君子以仁义之道光辅其君”的准则,以致国亡谚死,牵连八百余名无辜,可谓不仁、不智;《方论》还批评惠帝庸劣无能,提出“且为建文者,为夷、齐、泰伯之让,则至德光昭千古矣”的主张,颇有些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思想。     

古罗马前期刑事诉讼模式与动力探析

在古罗马的前期,犯罪行为按照“公犯”与“私犯”进行划分,与此相适应,刑事诉讼程序也被区分为基本的两类,即“公犯之诉”与“私犯之诉”。本文以两类诉讼制度、事实为根据分析了古罗马刑事诉讼的动力和诉讼模式的特征,以期对我们今天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与取舍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辨析——兼论曾国藩最后进攻太平军的作战部署

在1964年的那一场“李秀成问题批判”中,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遭到“批判”。但这一问题靠那样的“批判”是解决不了的,实际上成了悬案。本文不拟再评论李秀成最后写供词的表现,只想对罗先生提出来的“苦肉缓兵计”进行考查,就有关的史料和史事进行探讨,     

战国楚祭祷简“蒿之”、“百之”补议

本文在参考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传世文献及民俗材料,证明战国楚祭祷简中的“蒿之”当是“焚蒿以祭”;“百之”当读为“柏之”,其义为“燃柏以祭”。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改革楚剧

楚剧,旧称哦呵腔、黄孝花鼓戏、西路花鼓戏,形成于清道光年间。黄孝花鼓戏形成初期,仅在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俗称“灯戏”,其演员均为农民、手工业者,多属业余自娱性质。后来逐步出现农闲演出的“麦黄班”和常年演出的“四季班”。     

赣宁之役档案史料

赣宁之役是民初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次公布的史料计２件：一为第十混成旅施从滨部战斗详报;二为第二军炮兵处阵中日记。不仅可补充已公布的赣宁之役有关史料之不足,对研究军阀混战及施从滨个人活动等问题也有裨益。     

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初探

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很有特点,此前较少学研究。本试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通过动态地阐述张树声洋务自强认识的发展变化,揭示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一是根据张树声在处理中日、中法事宜中的表现,研究其外交策略和军事策略之间的关系。     

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

该认为隋初“开皇之治”的迅速形成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与隋帝推行的民族政策有重要关系。作认为,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对威胁较大的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政策;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政策;对东北、长江流域和关中以北诸族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这些政策为隋初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汉代“盛唐”地望与“盛唐枞阳之歌”新解

汉代“盛唐”地望 ,古今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说在南郡 ,与汉代枞阳相隔甚远 ;一说在汉庐江郡 ,在枞阳附近。自南北朝特别是唐代中期以还 ,后一说渐渐占据了上风 ,主导着地域区划的命名。与之相应的“盛唐枞阳之歌”也被视为一首歌诗的篇名。但从最早有关盛唐的论说、《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和行文方式以及后世盛唐在汉庐江说的立论根基等方面综合考察 ,汉代盛唐在南郡之说比较正确合理 ,而在庐江之说难以成立 ,“盛唐枞阳之歌”应是《盛唐之歌》与《枞阳之歌》的合称。     

杨瑄及其《复辟录》

《复辟录》记述明“夺门之变”事 ,考证较为详尽 ,征引亦颇繁富 ,是明人野史笔记中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著作。     

上博简《民之父母》与孔子的“君子”观念

“君子”最早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上博简(二)《民之父母》中的“五至”与“三无”是孔子提倡的完美人生理论,充分表征了儒家的“君子”人格。儒家通过具体艺术对身心的培育与修养,最终形成的君子人格实际是内在完满的道德与外在形容举止相互统一的善美境界。     

《地方志工作文献选》出版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地方志工作文献选》近日出版,计60万字。该书收录了全国及四川省部分地方志工作文献,分“行政法规”、“抗震救灾志工作文件”、“地方志工作文件”、“领导讲话”、“附录”五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