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国”、“家”关系刍议

春秋时期,与"国"相对言的"家",是指以卿大夫的采邑为基础的地方政权.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卿大夫之"家"具有公、私双重性质,这决定了春秋时期"国"和"家"的关系,一方面相互依赖,另一方面矛盾斗争.春秋"国"与"家"公、私对立的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列国"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同时,"国"与"家"的矛盾运动亦促使春秋国家结构向集权的方向转变.     

“九一八事变”不能改称“九一八战争”

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10时许,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东北关东军第二师团和铁道守备队突然起兵,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及沈阳城发动攻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近年来,有人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最早提出"九一八事变"一词,我们已被欺骗了70多年,仍沿用、重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和语",现在不要再上当了.他们认为"九一八"不是事变,是侵略战争,应将"九一八事变"改称为"九一八战争",并要求媒体也如此宣传并正式使用"九一八战争"一词.其实,"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名称,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武力侵略和占领沈阳城之后立刻形成的,它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甲骨文“易日”解

甲骨文"易日"为一表示天气现象的词语.本文通过对甲骨文"易日"卜辞比较全面的考察,认为"易日"为"变天"说不能成立,应当释为"日出",即出太阳,并进行了论述.     

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灰皮书”之来龙去脉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供内部参考使用.对这一工作,毛泽东很重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了免疫力.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灰皮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形成了"多党政治"的思想.回国后,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事实,胡适分别于1932年、1948年和1950-1952年提出让国民党自由分化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班春”习俗茜

古代的"班春"习俗,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后汉书·崔篆传>日:"篆为新建大尹……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唐代李贤注日:"班春,班布春令." 多年以来,人们只是沿袭旧说,把班春仅仅看成是"颁布春令",认为"鞭春牛"风俗到六朝时才逐渐兴起.实际上,李贤的注文是错误的.他把"班春"仅仅看成是"颁布春令",如此以来,"班春"就只是古代官吏的一种行政职责了,用句时髦的话来说,"班春"就仅仅是一种"政府行为"了.国内现存最大的汉语词汇工具书<汉词大词典>将"班春"收词立目,解释为:"颁布春令.指古代地方官督导农耕之命令."这个解释沿袭了李贤的旧说,当然不能说是全面的、准确的.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CSSCI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志书篇目结构“编”、“篇”之辨

志书篇目设计,在修志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志书篇目的层次划分,是冠以"编"还是采用"篇",反映了不同的编纂思想,进而影响修志实践中不同的编纂方式方法.笔者结合宜昌市的二轮修志实践,提倡在篇目设计的层次上采用"篇"的概念.     

“大一沙龙”：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这是刊载于一册日文书籍上的广告,该书出版于1942年.广告的上半部是一幢日式房屋花园的一角,下面自右向左写着"大一沙龙"的日文假名,汉字是"大一会馆",上方为"大一沙龙"的罗马发音:DAIICH SALOON.当中还有"大一"两字组合的徽记.最下面记着两门电话:46940,(02)2801.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乃立乐府”新解

乐府立于何时,至今学界仍争论不已.究其原因,一是文献自身抵牾,二是考古实物的发现动摇了一些成说的基础.断句错误,造成文意不明亦是重要原因.如将"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断为"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问题即涣然冰释. "乃立乐府"非指"始建立"乐府这个官署,而是始"设立" "采诗夜诵",这个新的职能于乐府.这一职能的赋予,使乐府从内朝皇帝私人性质的御用机构转变为参与国家札乐文化造作的机构,承担起造作大汉新一代礼乐文化的伟任.武帝重用乐府为的是在学术上实现以内驭外的政治格局.     

“西方公司”之谜

花莲,作为台湾东部最重要的县,总是带着些许神秘风情,不仅因为当地尚存的稀有原始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在她的背后隐匿着的那些军事秘密.在第一次到花莲之前,我就听说早在蒋介石时代,花莲的山就被掏空了,用作后来中美建交后蒋经国实行"保卫台湾"的防务计划,亦即"建安计划"时藏匿战斗机的仓库.当年台湾空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高空侦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以及后来与美国政府建交前展开的漫长外交铺垫,谈判桌上折冲樽俎的智慧较量,已经为许多知情者追述得翔实无遗.然而,曾经替美国中央情报局付出了飞行员生命代价的"西方公司"从"出生"到"凋谢"的过程,却至今鲜为人知.     

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

晚清的文字改革一直走着"步武日本"与"规仿泰西"两条路.章太炎1906年主持<民报>后,与日本的"汉字统一会"、法国巴黎的<新世纪>杂志,就语言文字问题展开论争,并创作出学术名著<新方言>.本文试图回到这两次论争的历史背景,梳理参与论争各方的思路与资源,探索学术史背后之思想史,阐明章太炎如何立足于方言,抵抗新时期仿日与崇欧的代表--"汉字统一"论和"万国新语"说.此过程中,他一方面展示了晚清以小学言国粹、言建国者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阐述了以方言为根基、打通古今的"言文一致"观,以言语之"展转缘生"为依据,建立在文化地域亲缘性基础上的"语言统一"论.这两点都对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立剧专”轰动“陪都”的两大事件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国立剧专",1935年在南京创办.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日军占领南京,国立剧专迁到了大后方重庆,1939年,又迁到四川省江安县城,当时人们都叫它"江安国立剧专".这是一所非常知名的学校,它被誉为"中国戏剧摇篮".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对许多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近郊的江津县,就因江安国立剧专引发了两件轰动"陪都"的大事……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我首先报道中美“乒乓外交”

1971年,中国通过开展"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使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和人民消除敌对,走向和解.30多年前,我作为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中国情况的主要记者,有幸亲身经历并首先报道了中美开展"乒乓外交"这一重大外交事件.     

关于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蛮貊)与“南波”、“南山”

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等中的"Lho bal",直译为"边鄙蛮貊",具体是指吐蕃统治下河西地区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为主的民族,主要有汉、回鹘、突厥等成分,陇右地区的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也可称Lho bal。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瓜沙地区的汉人建立了归义军政权,河陇其它地区的落蕃唐人后裔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则形成了嗢末(吐蕃语属民,"奴部"之意)部族。敦煌汉文文书中的"南波"与"南山"应是指9-10世纪活动于瓜、沙、肃州南部祁连山中的含有原月氏等血统的民族,南波、南山也有可能被称为Lho bal,但并不能完全代表P.t.1089号文书中的Lho bal。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南(nam)"部族(多弥)则不能被称为Lho bal。     

“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陶希圣在"和平运动"初期是一个不可或缺之人。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2.陶希圣参与筹建艺文研究会,从事"和平"理论的宣传;3.追随"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陶希圣虽然认为"主和无罪",但反对另立政府,并不断规劝汪精卫,成为"和平运动"中的少数派而被孤立;4.从陶希圣萌发去意到逃离"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意义。展现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作为"和平运动"理论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的陶希圣参与与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陶澍,就没有"湘军三杰";也可以说,"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