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业“两个飞跃”的研究

1990年3月，邓小平通过对农村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农业有“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设计的伟大纲领。从对"第一个飞跃"的肯定和支持,到对"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和展望,邓小平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仅科学地规划了"两个飞跃"渐次实现的现实道路,而且为我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农业“第二个飞跃”理论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几点思考

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抓住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农业生产方式改造这两个关系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趋势。正确认识和实践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是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重要理论指导。     

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农村改革和农民生活,"三农"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等等。 这些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调整时期山西农业技术改革评述

60年代初,山西农业和全国一样。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大跃进”中的失误有关,二是山西农业生产力落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故从1961年起,山西省委从两个方面对全省农业进行了调整,一是贯彻中共中央《农业六十条》,调整生产关系,二是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发展生产力。农业技术改革的重点是发展农业“四化”,即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化学化。山西在发展“四化”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与不足?本拟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从刘庄、南街、竹林集体经济的发展看"两个飞跃"思想的科学性

"两个飞跃"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实现第二个飞跃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 势。河南农村共同致富的典型--刘庄、南街、竹林,从发展村镇企业入手,促进农业现代化生 产,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并且在农民收入增加的过程中,集体收入比重占据绝对优势。这种既适应 了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又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了 "两个飞跃"思想的科学性。     

农业“八字宪法”评析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实现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工作。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之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十分流行的口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可见,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然而,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农业“八字宪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在贯彻实施它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如何评价它对中国当代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有关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问题探讨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是改革与发展的产物。健全和完善不同特色系列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保证,二者相辅相成。本文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在分析现状特点、存在问题、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宜重点发展的四种"匹配模式"。并认为在思想上,要实现"三破三立";在战略上,要调整和优化"三大结构";在举措上,要做到"三个依靠、三个结合。     

论中国农业的弱质性及其治本之策

农业的弱质性是长期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因素。怎样才能使中国农业由弱质变强质？怎样使中国农业得以兴盛与发达？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究竟何在？建国后近半个世记以来,此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探索的。有人说：“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反对者说：“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机械化,而在于科技兴农。”也有人说：“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与普及”．还有人说：“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由粗放经营全面转向集约经营。”如此等等,众说纷法,莫衷一是。但我认为,…     

乐山市休闲农业发展现状浅析

现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促使人们愿意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放松和自我提升。以农业活动为基础的休闲农业,是一种把农业和旅游业相融合的一种新的放松休闲方式,其将自然环境、农事活动、绿色食品、乡土文化相融合,不断吸引并成为人们外出休闲的最佳选择。乐山市近年来以“农业”为基础,以“绿色”为指引,将茶叶、水果、水产、蔬菜、林竹等特色农业产业联结,推动农业产业体系,从而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本文结合乐山市发展休闲农业模式分析,探索出休闲农业发展存在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可行的发展建议,为乐山市打造休闲农业总体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印度“绿色革命”中的农业现代化因素

20世纪60年代,印度开始实行一种以推广高产品种为核心、以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为手段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新战略,史称“绿色革命”。此次“绿色革命”的成功促使印度从一个“饥荒之国”一举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度农业、农村、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印度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从印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四十多年前发生在印度大地上的农业变革。认真考察印度“绿色革命”得以成功的原因。     

支持农业 回报农业

栖霞市位于美丽富饶的胶东半岛腹地,是一个生态优美、物产富饶的山区市,也是一个农业大市和苹果大市,全市果园面积65万亩,果品总产达10亿斤,有“中国水果第一市”之称。栖霞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举办“中国栖霞苹果艺术节”,确立的主题就是:感恩农业、关爱农民,目的在于通过赋予苹果以人文情感和文化理念,吸引人们更加关注农业,让全社会都来感恩农业,关爱农业,关心农民增收问题,让农业闪耀文化和智慧的光芒。     

“两个平等”理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平等”理论。这一理论实现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的新飞跃,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私营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提出必将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深入研究“两个平等”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于秦时农业的几个问题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人类的“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农业的发展,在古代不仅关系到人口的增减,国力的强弱,而且还决定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秦时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独特而且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秦时农业的意义尤为重大。一秦时农业生产的水平我们知道,秦人的祖先过着游牧生活,从“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表明其历代首领多是从事牧畜业的能手。直到公元前     

《乌拉特前旗志》农业编的编纂

《乌拉特前旗志》农业编在编纂之初 ,首先确定了三个构想 :记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筛选资料 ;体现农业的整体性。根据这几个构想 ,设计科学合理的篇目 ,确定内容重点 ,特别是对改革和科技进行浓墨重彩的记述 ,以体现时代特点。     

准确把握农业基础地位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回顾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党中央过去多次提出全党抓农业的指示都曾获得辉煌效果。现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要全党从上到下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真正把农业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完全可以解决“三农”问题．摆脱“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处境．实现国富民强。     

松溪湛卢山与湛卢宝剑

从青铜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这是历史的一次飞跃。中国作为这个历史飞跃的发祥地,应该说是中国南方闽北松溪县的湛卢山。欧冶子在湛卢山冶炼成功的第一把宝剑“湛卢宝剑”,才真正标志着中国“铁器时代”的开始。虽然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发展了铁,而到了两周时代已发明了冶铁术,并且开始使用铁制造农具。但这些都是个别的现象,大部分生活、生产用具还是以“青铜”为主,严格说来还是属于“青铜时代”,并非“铁器时代”。根据《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对“铁器时代”的解释,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农业的商品化

农业商品化,按列宁的说法,就是“商业性农业”,而商业性农业就是“企业性农业”、“市场性的农业”。一句话,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列宁还明确指出,这种为市场而生产的商业性农业就是“商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列宁关于农业商品化即商业性农业的上述定义是就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而言的,这一分析大体上适用于西方     

抗战时期贵州农业经济与现代科技

抗战时期,因大后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牵动,更由于贵州农民和内迁贵州的有关科研机关的科技人员发扬爱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辛勤劳动和智慧,使贵州农业在提供更多的粮食、农副产品以支援抗战的同时,其本身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原始、粗放、基本“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中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引入现代科学机制和系统。长久以来,贵州地方的当权者们笃信的农业经济思想从未超越儒家“重农”思想的范畴,并因此而竭力维系和不断巩固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安徽六十年代的“责任田”与七十年代的“大包干”

安徽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农村改革：一次是以曾希圣为首的省委所试行的“责任田”;一次是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实行的农业“大包干”。后一次改革,作为一个信号,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前一次改革,同样是一次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