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心

1988年,当时我在湖南省教委工作,有幸见到崇敬的耀邦同志,聆听了他的谈话,也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缘由是我和耀邦同志的侄婿徐海初早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结识,他当时是长沙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我是清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84年我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时,海初回湘探亲,又曾相晤长谈。他的妻子胡素贞随耀邦同志在北京读书和工作,这次陪耀邦同志返湘,我得因便拜访。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正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上任之初,当面考试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张学良：毁誉由人》序言

2006年8月30日,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了远在沈阳的赵杰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即将出版的书稿《张学良：毁誉由人》,并转达了赵杰嘱我为此书作序的愿望。     

说说我的心里话

尊敬的编辑:您好!我是一位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大三的学生,去年我才真正认识《中国土族》,是一位师姐送给我的,当时我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虽然我自己生为土族,但到去年,我才知道有我们土族人自己的杂志。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在2001年阴雨绵绵的秋季我来到西安古都,当进入西北政法学院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特别自卑。那些迎接新生的师哥师姐们问我:“你应该是少数民族吧?”我说:“是,土族。”他们当时特别惊奇,“土族,从来没听说过,是土家族吧。”当时我感到很遗憾———土族作为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一员,竟然好多人不知道,土族又怎么会是土家族…     

我心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已三十余年,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又调到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当时人大常委会恰好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同一个大院内办公。周总理办公地点在西花厅,人大常委会在东边摄政王府,离国务院接见外宾的紫光阁和海边也不远,因此经常能见到周总理。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听到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被派往各省、     

彭总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

1947年春,我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调到彭德怀司令员身边做机要通信工作。过去,我不太了解彭总,只知道他是一位可敬又可畏的领导。所以,当组织把我调到野司担任三科科长时,开始我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在工作中出了纰漏挨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回忆在白区做统战工作

受命传达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４月,我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后,邹韬奋先生介绍我到新疆协助杜重远办《新生命》刊物。同年１２月,我便启程赴新疆。至张掖时,突然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万分高兴,认为这是时局的转折点,应暂不赴新,回上海为宜。于是我便回返,１２月底到达西安,又获悉张学良已释放蒋介石并亲送其回南京,我即找救国会西安分会商定行止。１９３７年元月初旬,西安救国分会负责人车向忱介绍我到西安七贤庄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他俩和我谈了好几次话,每次谈话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详细地向我说明西安事…     

我所敬重的柯灵同志

我在人民政协这条战线上工作40年,结交了一批老一辈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其中有若干人以其高尚的情操和超前的言行,深受我的敬重和爱戴。就在不久前我写完那篇悼念赵朴初同志的长文之后,又得到一个迟到的噩耗:著名作家柯灵于2000年6月19日在上海不幸病逝了。这使我的心境又掀起一波新的哀思,因为柯灵同志也是我敬重的一位爱国老人。 50年代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就知道柯灵同志的大名,自然也拜读过他的作品。更巧的是,我赶上了他担任编剧的电影     

唐山大地震前后见闻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蹲守国家地震局,和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生活两年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们告诉我了“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虽病重在身,但依然十分关心地震观测事业的一些故事;我与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一起到唐山大地震受灾现场,进行实地采访,留下了很多照片;14年后的1990年,我又到各地地震台进行了采访,知道了地震台工作人员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些都让我潸然泪下,至今难忘。     

关注当代 阅读中国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版次:2008年9月第1版作者:朱佳木著定价:24.00元内容简介: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     

一次特殊的全国人代会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事前没有公布会议召开的消息,会议的各项活动也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在会后各新闻单位才予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 秘密入京 作为大会的代表,我预先接到了将要出席大会的通知,但何时出发却不知道,通知我的人只强调要严守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告知。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8年多,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虽然国务院日常工作已由邓小平同志     

真实的少奇同志

我多年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对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少奇同志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少奇同志有他自己的特色,不是很活泼,有一点内向,但是他对人很真诚。1958年5月,由乔木同志推荐我调去少奇同志那里。我那时在办     

忆白寿彝同志

白寿彝同志 ,字肇伦 ,又名哲玛伦丁 ,1 90 9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的一个回民家庭 ,公元2 0 0 0年 3月 2 1日辞世 ,享年 91岁。 1 949年 1 0月间由南京来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 ,由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聘请来历史系任教 ,至 2 0 0 0年 3月 2 1日病逝 ,在北京师范大学整整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五十多年过去了 ,这里写下自己的一些记忆 ,以为纪念。(一 )依稀往事五十年寿彝同志来历史系后 ,侯外庐主任请寿彝同志任历史教学小组组长。 1 95 1年 ,侯主任与寿彝同志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 ,侯主任写的创刊辞的题目是 :“《实…     

《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

《北京日报》今年5月9日第九版以整版篇幅介绍西安发现64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该书由美国记者斯诺撰写,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写书名。斯诺与潘汉年均为名人,熟知的人自然很多。“汪衡是谁？”“是否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该报记者向社会征求答案。作为汪衡先生的学生与朋友,受新闻出版署前署长宋木文同志的嘱托(汪衡先生退休前在宋木文同志领导下工作),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汪衡先生向关心他的报界和有关人士简要介绍一二。     

进军大西南散记

1949年4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攻克南京,解放上海,南下解放华东,势如破竹。当时我在浙江衢州师范学校读书。刘星南同志来校动员我参军,说是文工团招兵。但我当时不知道文工团是干什么的,刘星南同志说：是搞宣传的,有戏剧队、美术队等等,演戏、跳舞、绘画。听说有美术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就于5月10日到十六军文工团参军了。     

李铁映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干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本刊讯　 2 0 0 1年 1月 2日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干部大会 ,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由朱佳木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文件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佳木同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的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发表了讲话 ,他说 ,对朱佳木同志 ,有很多人是熟悉的 ,据我了解 ,当代中国研究所一些同志过去就和他有过交往。朱佳木同志对社科院也并不生疏 ,他在社科院初创时就参与了工作 ,到现在已是三进社科院了。 1 977年到 1 980年 ,他随乔木同志来开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叫…     

忆亦侠同志

1998年9月14日,吴亦侠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令我极为惊愕。没有料到亦侠同志竟这么快就走了,我深深地陷入了悲痛之中。霎时,他的音容笑貌,他与我们共事的情景,他与我相处的一些往事,不由涌上心头,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亦侠同志是1996年7月从农业部调到贵州工作的。他调贵州不到二个月,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恰好,农业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宋树友同志与我是党校同学,并同在一个党小组,他多次向我讲起亦侠同志。他说：“亦侠同志政治上强,很有工作能力,为人朴实、正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工作既很有魄力,又非常踏实,农…     

毛主席南巡忆长征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在胡耀邦家做客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