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的水牢和渣滓洞的红旗

当年曾铺天盖地地宣传过刘文彩剥削和迫害农民的罪行,比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记得当年渲染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时,还特地找了一位尝过“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处讲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残酷折磨等等,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趁去四川旅游,专程到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博物馆展品说明牌设计研究

展品说明牌作为博物馆展示陈列设计中的一部分,所占空间虽小,但在辅助展品的信息传达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参观者的理解。然而,如今设计者对于展品说明牌的关注度不高,导致信息传达不足,专业化强、形式单一缺乏细节设计等问题的出现。本文从博物馆说明牌文字内容与表现形式两方面入手,归纳总结现有说明牌的特点,提出直观、多元、精简、变换、互动的设计原则。引发设计者对于博物馆说明牌的内容和形式等细节方面的关注。     

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

吴鼎昌主黔期间,贵州虽已成为抗战大西南后方的中心地带,但其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为了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史实也表明,贵州省政府的禁政以及吴氏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     

刘峙毒害河南百姓

1931年春的一日,我与萧洒同往省政府去见刘峙。步行至机神庙街,见墙上挖一黑洞,油漆一小黑门,上书“出售净膏”四字。我们不知出售什么净膏,即亲问卖主,始知是得到政府许可出售鸦片烟土和鸦片烟膏的,我们非常惊异。迨行至省府西街,见到     

鸦片史事考三则

一、“鸦片烟”考辨 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始于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方法的传入。这个问题以往虽曾引起史家注意,但未深究,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误解。例如,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先生认为雍正时期的“鸦片烟”与鸦片是同一物。他说:“雍正七年(1729年)定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依邪教惑众律治罪。但对于鸦片之输入,仍照药材纳税,并无禁止明令。盖当时尤误以药用的‘鸦片’与吸食之‘鸦片     

澳门风云录(长篇连载之四)

二十、林则徐禁烟威震澳门如上面所说,鸦片烟的输入,最早是于16世纪从澳门进入的,只是当时限于药用而已。但是,随着鸦片烟的吸食成为瘾君子的必需品,泛滥成灾,受暴利的驱使,澳葡方面商人,尤其后来英国不法商人的参与之后,鸦片的毒瘤在澳门慢慢扩散滋长。给中国人民带来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从其鸦片输入到酿成战争,其间很多事情都与澳门有关。1796年,嘉庆皇帝下令停征鸦片税,严禁进口鸦片。但是,澳门走私鸦片仍有增无减,当时臭名远扬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即采取“暗里开放鸦片拿贿金,明里小抓小缴报赏功”,着实发了很大一笔鸦片走私横财,后来…     

关于川军多是“双枪兵”的质疑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关于川陕根据地历史的文章和专著,在谈到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对象——川军的素质时,普遍地把川军视为“双枪兵”或“烟灰兵”。如说川军“几乎人人都吸鸦片烟”,“一个个都是大烟鬼”;甚至还称阵地上“到处摆满烟摊,三五一堆,喷云吐雾”。上述说法,是过分夸大了的。下面拟从四个方面提出质疑,以存历史的真实。谬误之处,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唐代薛府君墓志盖小考

在首都博物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展厅中,陈列着几尊唐代汉白玉人身兽首十二支神石刻立像,下面的说明牌上注明：北京宣武区姚家井薛府君墓出土。经过翻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得知：此墓于1951年11月在北京宣武区姚家井第一监狱前发掘。     

柔肠侠骨战敌顽——记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四位女地下党员

解放前上海地区反动武装的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座阴森恐怖的魔窟,钢骨水泥铸成的院墙内外戒备森严,岗亭、炮楼、电网、水牢、秘密刑场……一辆辆“飞行堡垒”日夜鸣响凄厉的警笛从大门口驶出满街抓人,多少革命志士和无辜百姓进去后再也没能活着出     

清末广西禁毒之争

清末,全国掀起了一场禁除为害一百多年的鸦片烟的运动。在此背景下,广西各阶层的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主动加入禁毒这个伟大的斗争当中。然而,鸦片烟毒在中华大地肆虐已久,按当时的国情,要想在短期内禁绝之,亦绝非易事。尤其是在广西,历史上先是外国鸦片通过广东进入中国内地过境的一条重要通道,后来是云、贵、川等省鸦片烟土销往粤、港、澳和东南亚的中转站。     

邵子力在陕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我们游太白山,心里最伤痛难过的,还是关于鸦片烟的事。太白庙那样庄严,立着荤洒回避的大牌,但吸鸦片烟是不禁止的。山上各庙门首贴的布施条子,一大半是洋烟若干两、土若干块,鸦片烟竟成了对神的礼品了。在蒿坪寺墙上有一张黄纸印的修庙募捐启,文里面述说山上原有的庙屋,在民国初年,因为山民违禁私种洋烟,被火烧毁了,但到了现在,山民反把种烟看作合理的事,这使我们多么伤心,多么羞愧。我这次到太白山去是很愉快的,无论日晒雨淋,全不感痛苦,只有看到鸦片烟毒的普遍与深重,尤其是眉县神烟的人民向我     

关于新疆红钱满文“库”、“源”变异的考证

新疆红钱钱文中有大量似是而非的满文“库”、“源”,由于似“库”似“源”,造成诸多异议,或认“库”为“源”,或认“源”为“库”,影响了红钱研究的深入。     

从“小”说起——博物馆陈列图文辅助设计

在博物馆陈列图辅助设计制作中,展板、展标、说明牌等要有科学性、可读性和观赏性。     

试析烟赌对陆荣廷治桂的影响

近代的鸦片烟和赌博,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大。民国成立后,不管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都曾发布限期禁种禁吸鸦片烟的命令,明文规定对犯禁者要处以极刑。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各省军阀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而连年混战,禁烟显然是实现不了的。相反,鸦片烟被各地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阶层人物所利用,要么发财,要么扩军,要么内战,成为此类阶层的主要财源和经济基础之一。     

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评析

鸦片吸食方式的转变,使鸦片逐渐由药品变为毒品性的奢侈品,鸦片吸食者越来越多,鸦片烟毒泛滥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遏制鸦片走私,消除毒品危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了诸多禁烟法令。禁烟法令经历了从疏漏到严密的转变,特别是嘉庆、道光时期,立法之严密,达到了前所为所的程度。但禁烟法令的成效却不是很明显,鸦片烟毒依然在中国猖獗泛滥。     

道光年间的新疆禁烟

道光十九年(1839),清政府为挽救银荒兵弱,以求长治久安,实行严禁鸦片的政策。继四月廿二日(6月3日)林则徐奉命在广东虎门销烟之后,道光帝决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禁烟。七月廿七日(9月4日)颁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日甚,特命廷臣妥议章程,颁发各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祗遵,严行查禁。因思新疆西南北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多与外夷接壤,难保无夷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辗转售卖之事。自应一律严禁,以挽颓风。”(《道光实录》卷324,33页)时隔不久,便在喀喇沙尔(今焉耆)盘获民人偷带烟土,又于库尔勒以东,拿获栽种罂粟花人犯。九月廿二日(10月28日),道光帝为之惊呼:“鸦片烟流毒日甚,远至新疆等处,亦多传染,殊堪痛恨!”(《道光实录》卷326,     

洪秀全与西方文明

洪秀全是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这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但是,对于他是否是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近几年来史学界颇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洪秀全从西方学来的只是基督教,而宗教不过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所以他“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这就涉及到洪秀全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本文     

道光帝与奉天的禁烟运动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社会危害严重。奉天地处关外要塞,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鸦片烟毒汹汹涌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掀起中国历史上首禁鸦片烟毒运动的序幕。奉天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其禁烟备受道光皇帝的关注。本文旨在对道光皇帝与奉天督抚关于禁烟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奉天禁烟工作的影响作初步的考察,以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     

神迹异事 丰碑妙刻 姜兴绍造佛石像碑考述

南京博物院历代雕塑馆馆厅中间陈列着2块砂岩质地佛教碑刻,其中一块说明牌标注:“姜兴绍造佛石像碑,北齐河清年间(562-565年),高158厘米,宽70厘米,厚16.5厘米,南京博物院藏。”此碑发现的时间、地点、经手者与流传过程皆不明。馆内未见拓本,细勘原石刻铭,除少许残泐外,字迹大致能看清,铭文书法朴茂,文字内容相对完整,加之碑刻图案构思巧妙,雕作精湛,是一件值得细细品读的北朝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