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南京抗战期间财产损失之调查述评

抗战爆发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其先后历经日机空袭,沦陷初期日军疯狂的烧杀掳掠,以及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南京市公私机关、团体、企业及居民在前后方遭受了惨重的财产损失。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对此极为重视,先后三次指定及组织相关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进行了具有一定连贯性的调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查报资料,为战后对日索赔奠定了基础。由于受到战时环境或社会经济剧变等因素影响,这一调查存在不少缺憾,但通过查报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以黄体润为中心

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来自江苏省丰县的黄体润参加了第二期训练,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材料,可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民党基层干部参加训练的体验和感悟.黄体润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丰县后,黄体润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当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动员.黄体润的案例,呈现了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也为考察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模式提供了线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损失调查述略

抗战爆发后,广东省政府即着手进行抗战损失专项调查。1939年7月后．广东抗战损失调查纳入省政府的施政计划,按国民政府制颁的损失调查办法和表式按期查报,形成了敌机袭粤、第一次粤北战役、全省人口伤亡和公有财产损失等多项调查统计资料。由于战时战后环境的影响以及损失查报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致损失统计不完整、不准确。     

行政院经济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记录较为完整,但为学界利用不多。这里选辑刊出一部分,内容以有关机关报告、讨论战时军粮征购、物价平抑等事项为主,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粮物工价飞涨以及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力保军粮、稳定市场以利抗战的情况。     

重庆大轰炸下民众的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     

抗战时期的内债史研究与档案史料

通过对有关档案资料的考证,本文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共发行内债计法币公债1602200万元、关金1亿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000万元,另有谷麦等粮食库券81240339市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事业。但由于战时国民政府公债政策的失误和战时公债发行客观环境的影响,导致战时的内债销售不畅,实发额除粮食库券外,大部分仅为发行定额的25%左右,限制了公债政策作用的发挥。另外,由于受抗战时期的艰苦恶劣环境影响,关于战时内债问题的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见,使战时内债问题的研究受到迟滞。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需组织专门的力量对有关档案史料做进一步的发掘与整理,以便对战时内债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

正团结出版社2015年6月版,26.6万字,36元粮食攸关民生,平时极为重要,战时尤为迫切。八年抗战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与国民政府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使军粮、民食不致过分缺乏有关。本书运用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及农林部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配合相关论著、报刊,及近年出版的《事略稿本》《蒋介石日记》,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的具体供求情况及国民政府解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

正导言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动员体制之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指出:"战争动员为我们审视国民党处理中日战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阐明了国民党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具有的能动性和认知力。"?方德万在其专著中分别以征兵、农业政策、工业动员、国民参政会、国家总动员法等为线索,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②奥村哲通过比较中日两国之兵力装备、经济实力和社会之组织动员情况,指出中日两国在开战时国力相差悬殊。③石岛纪之分析重庆国民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指出其抗战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