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中期,以华北摩擦和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共矛盾激化。但在此一阶段,国共双方军队在战场上仍给予对方一定的配合。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和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共军队也应国民党请求,在敌后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种配合反映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历史事实。但由于国共间的矛盾,在这两场战役中,国共双方彼此都没有给对方以最大的支持。这在一场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中,也不是一件没有遗憾的事情。     

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     

对桂南会战的评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力不足,国力下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第二阶段的基本战略仍是持久消耗战略,但应由第一阶段的“向敌退却消耗”转变为“攻势消耗战”。为执行南岳会议的方针,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投入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开展“冬季攻势”,攻击范围遍及绥西、晋南、豫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赣北、皖南、浙东和桂南等广大地区。其中,桂南会战是跨战区调动25个师的兵力,包括将新建立的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投入主攻,对付入侵的日军精锐师团,表明统帅部是下了极大决心的。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和郭汝槐、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以下简称《作战记》）论述“冬季攻势”时,所称道的战役不尽相同,都予肯定的则是桂南会战。《作战记》还特别指出,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攻坚战是“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的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认为桂南战场夺回昆仑关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下简称日军《作战史》）也承认,在1939年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中,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深感敌尚强大”。国军反攻昆仑关时,从东京赶来前线视察的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看到其21军司令部“充满悲观气氛”。日军后来撤出桂南,固然是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使其能从越南境内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但与桂南军民不断对其进行袭击,也有重要关系。日军《作战史》记载其重占昆仑关后3个月间在桂南进行师旅规模的扫荡即达4次,可见其受到压力之大。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较量

正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掩饰国内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减少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基本要求,双方在1941年2月至3月初,也就是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一、国际力量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孤立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动员和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通过各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皖南事变后中共的国际统战工作

皖南事变的发生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状态,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     

琼崖独立总队美德伏击战

1941年7月4日,琼崖独立总队(琼崖纵队的前身)在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地区重创日军车队,取得了美德伏击战的胜利,开创了对日军作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例. 挺进琼文,应对美合事变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军3000余人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总队创建的美合抗日根据地,发动“美合事变”,制造了琼崖国共两党公开分裂的局面.美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来犯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抵抗.     

邹韬奋为何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

1941年2月下旬,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和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共之间对皖南事变善后处理意见有分歧,中共参政员已经宣布不出席这次大会。为了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团结抗战”的假象,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别需要中间党派参政员出席这次大会。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常德战役日方意图细解

1943年11初至次年初,日军利用对战略要地常德对重庆的威胁,策动了常德战役,主要目的是为了捕歼第六战区主力、增快解决中国事变和牵制国军入缅作战。常德的战略地位,使日军进攻常德能够成为重庆国民政府的首要现实威胁,这是日军选择常德作为进攻中心而非别的城市的主要原因;掠夺滨湖粮食、提振士气是常德作战的连带目的,不是战略计划目的;"确保常德"是日军作战过程中配合"一号作战计划"的临时派生目的。中国军队也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战术目的。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汤恩伯“侧面像”

汤恩伯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将领,他早年受陈仪推荐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科,1926年学成回国后到浙军第一师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同年10月,随陈仪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后因其写的一篇军事论文《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获得蒋介石的额外赏识,从此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他一生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多次率部镇压中共的革命武装,因此在1949年被共产党列为国民党战犯之一;作为中国将领,他率部以南口血战、台儿庄会战、随枣会战、豫南会战等战役中善打硬仗的突出表现被称为“抗日铁汉”,是为数不多的为日军所畏惧的抗日名将,所部被华北日军视为大敌。     

浅析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的“南进计划”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在大力向北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个向南发展的战略计划。由于南进计划在皖南事变前未能实行,始终只是个计划设想,加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南进计划长期以来一直为人忽视。也有人根本否认有过南进计划。南进计划甚至成了项英右倾错误的重要内容,认为“很早以前,项英同志就坚持南进,与中央的北上指示相对立”,以致在行动上对东进、北上消极等待,观望动摇,使我军在江南一再丧失大发展的良好时机。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皖南事变时,曾诬蔑新四军北撤是假;“搞‘三山计划’”是真,并以此为反共的烟幕和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蒋经国争取外蒙古不背离祖国受挫真相

抗战打到第八年,日军力量已经在走下坡路;相反,国共武装力量开始强大,1945年5—6月间,日军为了打通湘黔重要门户,调集了6个以上师团达20余万人的各种兵力联合作战,疯狂地向湘黔一带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全面进攻。第四方面军不是吃素的,王耀武备战积极,战术上运用恰当,雪峰山之会战大获全胜,日军几乎全军覆没。     

南口战役述论

一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平、津以后,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展开了向中国内地的进攻,企图以武力迅速灭亡全中国。由于日军当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兵力尚在动员与运送中,其作战兵力的部署,指挥机构的组建,都正在调整,所以,日军中央统帅部于7月29日决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的方针是:“击     

东宁要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场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逐步实施变东北为扩大侵略战争,向苏联进攻的军事基地的计划,1933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视察"满苏国境",决定沿边境地带构筑军事要塞。自1934年开始,陆续在中国边境地区构筑国境要塞阵地14处。其中东宁要塞是规模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