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具有抗日、民主选举、民主思想和作风三大特性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谢觉哉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法制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要职,长期负责抗日民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略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

汉奸在抗战中帮助日寇侵略抗日根据地,极大危害了抗战事业。因此,锄奸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抗战须臾不可忽视的日常工作,只有正确的锄奸政策才能“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已出版的各种抗日根据地资料选集里有不少相关材料,学界却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纵观几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对中共锄奸政策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加强对中共政策史的研究势属必然。一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日本侵略者投…     

中共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三大措施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大片抗日根据地。为顺利开展工作并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对根据地内的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尤其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造,推动妇女解放,真正使妇女的地位得到转变,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爱国救亡运动中,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1942年春至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

《论持久战》作为指导抗日战争战略与政略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根据地的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接受《论持久战》,主要通过中共的宣教工作。总体来说,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了解《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学习,属于基本理论与政策教育的范畴。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中共向来重视立场教育,为适应国共斗争的形势,对《论持久战》的宣教,既渗透着阶级观念与马列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也暗含对"持久战"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共抗日实践的深入与毛泽东地位的升高,中共通过立场教育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研究

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根据地为例

太行根据地1941年前正规军思维较强,民兵、自卫队发展缓慢。1941年转入对日持久作战后,太行根据地便逐渐转变思路,加强民兵、自卫队的工作。民兵、自卫队的动员与组织体现着基层中共权力架构中军事、生产与阶级斗争的有机结合。人民武装事实上成了根据地权力结构的一部分。通过民兵、自卫队这座"桥梁",中共可以更加稳固地掌握基层政权。抗战末期,随着日军颓势日显,太行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逐渐从战略防御性的、分散的转变为具有进攻性、半集中性与战勤性等特点的武装力量,开始了由抗战向为国共内战准备的转型。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东固革命根据地素有“李文林式”的“东井冈”称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建设、割据形式、经济文化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为当时提供了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独立存在的一种好形式。为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最早的典型。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东固革命根据地素有"李文林式"的"东井冈"称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建设、割据形式、经济文化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为当时提供了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独立存在的一种好形式,为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最早的典型。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新婚姻政策实践中的基层干部

买卖婚姻、早婚、童养媳是华北乡村社会传统婚姻的基本形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废除传统婚姻陋俗,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颁行了一系列新婚姻政策和法令条例,努力对旧婚姻习俗进行变革,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然而作为新婚姻政策或法令条例执行主体的基层干部,其中一些人长期角色游移乃至错置,使得这些举措大打折扣,甚至影响到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对此,华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严惩违法行为、正面事例引导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基层干部的行为。在强力的政权力量介入下,基层干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约束,但欲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尚须长期的系统性制度改革。     

谢飞在浙东抗日根据地

<正>谢飞,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出生于海南文昌。早年就读于海南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调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不久,谢琼香在瓦窑堡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结婚,改名谢飞。以后跟随刘少奇转战天津、北平、太原、延安、河南确山竹沟镇。1940年10月,     

邹韬奋在南通抗日根据地

邹韬奋在南通抗日根据地邵铁真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下旬,邹韬奋由时任苏中行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陪同,来到南通抗日根据地视察。南通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在１９１０年东进后建立起来的。此时,它正处于反“清乡”斗争和日伪准备大规模“扫荡”的前夜,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为了...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

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日子

我是一名没有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今年已84岁。抗战八年,我一直在晋绥抗日根据地,那段岁月,今生今世难忘,因为那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艰苦、最危险的日子,也是我从一个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