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蒋介石抗日外交个案研究之四

在局限于苏德双边关系时,蒋介石的判断相当具有远见。其对苏德必战的早期预测,既使中国避免了在结盟问题上作出错误选择,又引导国民政府克服了在《曰苏中立条约》后一度出现的动摇,还通过中国共产党为苏联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但是,在论及日苏德三边关系时,蒋介石关于日本必和德国夹攻苏联的判断却失之于理想化。蒋视苏德战争为中国否极泰来的转机,其在战争实际爆发后确定的联苏反德方针,主要目的是促成苏德战争扩大为日苏德战争。     

控制与反控制:桂南会战中的蒋白之争

1939年11月至次年2月的桂南会战期间,蒋介石与以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围绕控制广西与反控制问题展开了争论与博弈,并最终影响了战局的成败.会战初期,蒋、白二人对究竟是调桂系军队回援还是中央军入援问题分歧严重,致使没能及时增援前线,南宁、昆仑关等要地失陷.尔后,迫于形势,桂系妥协,中央军势力得以首次进入广西,攻克昆仑关.但蒋、白二人又对南宁反攻战的布置多有分歧,战机贻误,宾阳战斗惨败,未能克复南宁.会战后,蒋介石主持柳州军事会议,诿过于白崇禧,将其降级处分,其后撤销桂林行营,褫夺了白崇禧的兵权.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军法惩处的轻与重:余程万弃守常德案研究

1943年开罗会议前后,考虑到国际观瞻,蒋介石对于常德保卫战的成败异常重视,严令第57师师长余程万坚守待援,与常德共存亡,但余程万擅自弃城突围。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即刻宣布其死刑。余程万被押解至重庆后,由军法机关审判,但迟迟未做终裁。余程万的命运与战局发展紧密相连,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因蒋介石未能处分在桂柳会战中弃城的桂...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初期的平汉路战役（豫中会战）,日军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造成国军惨败。国军惨败的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后,作了错误的军事部署。情报判断错误的原因,除日军保密措施良好、国军电讯被截听外,也因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普遍提供夸大失实情报,造成军委会不信任,军委会遂主导情报判断的真实性。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有两个重点：（1）在日军从黄河北岸准备至发动攻势的初期,始终误判为如往常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2）日军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却误判为打通平汉路,因此将军队部署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企图以阵地战配合附近山区精锐部队进行侧击,以便击破日军。国军在许昌失利,在匆忙奉命撤退的混乱中,通讯中断,遭日军围歼而导致惨败。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 ,但欧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并未欢欣鼓舞 ,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 ,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 ,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 ,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 ,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 ,欧战对中国有利 ,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 ,中苏关系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中日淞沪会战的惊天秘密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为贯彻速战速决战略,解决上海战局,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上海,把主战场从华北南移淞沪,为此抽调部队约12万人,组成第十军,由柳川平助中将担任司令官,准备实施登陆作战以打开局面。稍后,日本军部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实行左右两翼迂回战略,     

浅析莫斯科会战对二战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两国进行的莫斯科会战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使希特勒在二战中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使希特勒德国陷入长期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扭转了苏联战场的形势。它的胜利,增强了苏联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促进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联盟的形成,为二战的尽快结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湖南湘江电厂办理迁移及结束情形的相关文书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后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准备迁往湖南继续指挥抗日。为保障用电,蒋介石急令资源委员会,速在湘南设立电厂。湖南湘江电厂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数日之内即告通电。随后,因战事变化,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湘江电厂亦即办理结束,所有资产或暂存偏僻安全之处,或辗转迁移至重庆以备重建,或租与其他电厂以应急需,或赠送当地教育机构以作校舍。此组史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工业企业受战争影响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及其为抗战胜利竭尽全力的民族精神。     

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

1940年,战时粮食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对粮食进行统制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共识。行政院、侍从室等机构的官员围绕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条路径持续展开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管控、变更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统制方案出现较早,但全面统制的思想传播更为迅速并渐成主流话语。卢作孚提出调剂供需进行部分统制,唐纵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六项加强管理办法,将其升级为全面统制,遭到卢作孚的逐条批驳。在粮食危机刺激下,全面统制的呼声日高,陈方呈交强制分期平抑米价的全面统制方案,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此方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仍得到通过。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反映出不同人群对于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     

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兼答马振犊先生

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兼答马振犊先生余子道八一三淞沪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次重大会战,其规模之巨大、时间之持久,在八年抗战中实属罕见,值得治史者作过细的研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举行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是怎样的？湘沪战役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主要调整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实行政、军分立,精简院属机构.蒋介石复兼行政院院长期间,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行政三联制,再次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行政院通过对所属各部会进行事权关系的研究后,裁并骈枝机构,裁汰冗员.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但因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与军事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     

军事冲击下的政治改革--1944年国民党对政治改革的考量和内部决策

以外媒的批评为契机,从1944年初开始,蒋介石曾打算刷新抗战七年来国民政府在行政和人事上积累的弊端,但后来由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此计划终止。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其内部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并逐渐发展为一场要求改革人事的革新运动。面对内外各种压力,蒋介石有一个观望的过程,最后在时局的逼迫下,蒋不得不调整行政院以及中央党部等各机关部门人事,成为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1944年的人事调整和改革,是国民党为应对日军一号作战引发的军事以及政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体制内的自省,改革政局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战局的发展。面对1944年国民党的危机,蒋介石作了一个通盘的战略布局,即以改革人事、建立战时内阁以及计划访问英美等三项措施,来分别应对国民党内呼吁刷新政治、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以及英美督促加强军事等内政和外交上的各方压力。改革的过程和决策心理,充分体现了蒋在处理政治危机中的思维特征和政治手腕。     

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

本文运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和档案资料,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了与以前论述不同的结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是正确的,阵地防御和战术反击同样重要;在"侧面截击"即反击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选择也有重大失误,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这次失误,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第二次重大失误发生在9月上、中旬,主要表现在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和时机不当的问题.出现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情报不准,甚至故意夸大敌情,导致判断失误;二是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作战意志不坚决,经常畏缩不前,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三是各作战部队的作战协同问题.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重庆大轰炸下民众的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     

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上）

蒋介石一声令下,军统全员出动 战争年代,情报机构的作用非同小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情报机构是曾经令人谈虎色变、臭名昭著的以戴笠为首的“军统”。从1932年特务处（军统的前身）成立之始,这个组织一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御用”工具。     

中山舰金口抗战殉国纪实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大举进犯我重要战略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接连沦陷,武汉一时成了全国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中心,也成了日寇下一步攻击的重要目标。为了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制订了武汉会战的防御作战计划。决定抽调百万重兵参加会战,抗击日寇。其对策是:第一、阻滞敌人前进步伐,以空间换取时间;第二、利用有利地形和时机,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第三、为粉碎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