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禁书”对朱学影响之检视

庆元党禁时期官方“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顿科场文风,被禁书籍基本是以永嘉时文为代表的科举用书以及浸染士子文风的道学支脉语录或文字。在此过程中,虽不免偶涉程朱一派之著述,但更在无意中帮助朱学清除了异己思想势力,朱学是客观上的受益者。《庆元党禁》等史料所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说法,不论是泛指儒家经典,还是特指朱熹著述,都不符合事实。目前尚无证据说明朱熹著述在党禁中曾遭毁板,而且党禁期间朱熹依然从事着出版活动。世传有关党禁的材料多出自朱子后学之手,其中关于朱学所受打压的记载不免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张与渲染。     

晚清汉宋调和论析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其具体情况存有差异。即使同是调和论者,学术立场也有不同。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宗宋学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以及汉宋会通三种类型。这既体现了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学、宋学之分派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中,余英时尤其推重"宋学",并对"宋学"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合余英时的著述与论说,他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文化贡献,"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实证与诠释结合的经学方法,"朱陆之争"的思想线索。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 ,面对经道分离 ,一些学者给予批判 ,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 ,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 ,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 ,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 ,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 ,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 ,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 ,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 ,使儒学发生演变 ,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 ,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 ,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 ,也是历史的必然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元代《诗经》学中的民族意识

宋代理学经周敦颐、二程以迄朱熹而集其大成。朱熹之学在其生前虽曾遭到朝廷禁毁,但至理宗朝就已受到推崇,不仅屡有追赠,更于淳祐元年(1241)从祀孔庙,标志着理学的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而元朝代宋以后,朱学备受尊崇,不仅体现在朝廷的政治文化思想上,如延祐年间复开科举,     

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

沟通汉宋以达学问胜境乃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学界前贤一直努力的志业,因各家学力深浅与贯通程度不一,其眼中的汉宋实有不同,故兼呆汉宋的做法往往各异。认识各家的异同高下,须在其所持言论之外,探求其入在兼采汉宋时取径与办法的不同。晚清学入治学,沟通汉宋蔚为风气,尤以江浙、广东为盛,后者颇渊源于前者,而又自具特色。晚清名儒朱一新,学出浙江诂经精舍,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等书院,与浙、粤两大学术圈关系极深,其学问交往,可资认识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异同。朱氏治学路向以回复不分汉宋为高明,同时代的学人不加辨析,多把他看作广东陈澧一派,未必符合朱一新的自许。后人受此观点影响,所写学术史,难免偏差。以朱一新的言论为据,探寻其论学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接近其论学的旨趣与本意,可以显现朱一新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进而借此展现浙粤学人汉宋见解的同异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王学的历史足迹和研究指南——评俞樟华《王学编年》

<正>王学与朱学双峰并峙,在近世儒学史上的位置无可匹敌,二者历来就是国学研究的焦点。尤其是阳明学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丰富、多样和繁荣,促生了一批颇有学术水准的成果。而俞樟华所著的《王学编年》(吉林大学出版社     

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与处世风格

吕祖谦是南宋中期著名的理学家,其家学深厚,又因博采众长,故所创“吕学”与“朱学”、“陆学”齐名。其学术思想“博”而“杂”,自成一体,见解独特,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其为人平和、豁达,与人为善,体现出良好的人格魅力,为后世所敬仰。     

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

《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但长期以来其性质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几被遮蔽。全氏补本力求摆脱宋以来的道统谱系,着意重构宋元儒学的多元史实;发掘梳理大量处于边缘与过渡环节中的儒学活动,呈现了儒学流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增设与儒学运动密切相关,但思想内容不多的学案以及不直接反映思想的党案,使思想史的建构突破了纯理论的范式。与黄宗羲相比,全氏补本更具有“历史的”性质,反映出清代浙东思想史观的变化,并折射出清代学术有别于宋学的特征。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试论费宏的思想与学术

费宏是政治家,而不以学术名家.他的学术思想以孔子儒学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依归,接受丘濬的影响,心仪真德秀之学,推尊<大学衍义>.政治上,他与王阳明对立,因而在学术上,对王氏心学之诱惑愚诞、背弃圣贤亦持否定态度.他的政治思想体现在正君爱民的治国之道、严体宽济的刑罚之道、损上益下的富民之道、崇教进学的育人之道等方面.     

从鹅湖之会看朱陆思想的异同

朱学和陆学同属于唯心主义学说,但由于朱熹和陆九渊的禀赋和治学方法的不同,两者的学说有很大区别。公元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在江西信江鹅湖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但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以后两派形同水火,分歧达到顶峰。由此也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思考,产生了"和会朱陆"的思想。本文试从鹅湖之会探析朱陆思想的异同之处。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北大核心CSSCI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杨慎对焦竑之影响考释

焦竑是晚明学界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明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中具有承上启下性质的人物.其思想的形成与著名学者杨慎的关系十分密切,焦竑在多年搜集整理杨慎佚文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杨慎较为融通的治学态度,也吸收了杨慎重视实学的治学方法.在对待理学与心学、儒学与佛学、形上之学与形下之学的关系方面,焦竑与杨慎如出一辙.同时,焦竑又在史学与考据学方面将杨慎的思想推向纵深,并实现了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