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

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 ,对世界环境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从环境史理论、环境知识史和新西部史等三个方面介绍沃斯特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是作者对沃斯特的访谈 ,他就环境史的兴起、农业生态史模式、世界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9.11事件”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

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是德国著名环境史学家.2002年笔者在美进行环境史学研究期间,专门就德国环境史学问题访问了纳得考教授.访谈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德国的环境变迁,尤其是对环境变迁的感知,如自然的思想、景观的概念、绿党的历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环境的关系、自然保护与文化的关系等;二是从与美国比较的角度分析德国环境史学史,重点探讨环境史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它与全球史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个访谈为中国学者了解德国的环境史学提供了基本线索,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认识德国环境史的特性.     

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麦乐西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年)、“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年)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年)的主席。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功能发挥以及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绍了他的城市环境史成就。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他就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的关系、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的作用、环境正义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另外,本文在注释中附有朱尔·A·塔尔教授对相关问题的简要回答。     

法国学者富尔格谈城市史研究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阿妮·富尔格（Anni Fuorcaut）教授于2006年9月15日至19日在世界历史所进行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富尔格教授从2000年起担任法国巴黎一大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巴黎一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国社会史,尤其是法国城市问题、妇女问题。目前重点研究19—20世纪法国城市政治的起源、新城市中多数人的决议及其代表等。发表的主要作有：《法国的高层建筑》（2004年出版）、《1926—1960年的郊区》（1992年出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厂女工和福利负责人》（1982年）等。她在世界历史所讲座的题目是“现代法国城市史研究”。[第一段]     

环境史的转折点

千百年来,环境史并不总是沿着同一条直线发展的,而是有许多变化并且有多个转折点存在。为了创造一个新版本的历史,环境史学家应该研究这些转折点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的专业范围内。但是怎么来识别这些转折点呢?什么是决定性的点呢?在这里作者认为为了重建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抛弃那些深深根植于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性化自然的传统观念。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与人类本性的联系是紧密相关的。通过这种研究,环境史将占据历史研究中的很大比重,而不是仅仅处于其边缘地位。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重建环境史的转折点是有可能的。首先他提出了人类早期历史的四个转折点即渔猎活动的产生,农耕文化的起源,人工灌溉农业的开端以及游牧业的兴起。在各种情形下,新的环境管理方式总是与人性化自然的新形式相联系的。在过去的500年中,这一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鉴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特征,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以下的六个转折点(1)流行病,吸毒成瘾,糖与殖民化(16世纪)。(2)公有制的结束以及计划性可持续发展的产生(约1800年)。(3)自然保护的发现以及现代神经病和社会卫生学(约1900年)。(4)沙尘暴,土壤保护以及水利工程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以后)。(5)世界范围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繁殖(20世纪50年代以后)。(6)生态革命是否为幸福的终结(1970年以后)。     

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

本文是对伊懋可教授就海内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访谈。主要话题有 :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异同 ,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以及中外环境史研究的区别 ,如何理解“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和“高度平衡陷阱”论断 ,如何评价彭慕兰的《大分岔》,预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方向。     

什么是环境史?——对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理论的探讨

唐纳德·休斯是美国丹佛大学约翰.埃文斯历史学杰出教授,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从环境史诞生伊始到现在,一直活跃于环境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成果。休斯对环境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在于他所作的理论思考。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1)对生态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述;2)对"什么是环境史"及其与其他学科之关联的分析;3)对环境史与其他历史门类之区别和联系的阐述;4)对环境史的丰富意义的揭示。通过对休斯环境史著述中的理论思考的梳理,我们既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他对环境史的一般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他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个性特征。而休斯对环境史的意义的揭示,还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     

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美国不同,它是英国深厚的环境研究基础和英帝国多元学术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的特点:农业生态史与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重;强烈的南方环境史研究取向;优秀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另外,对西蒙斯教授和娃岑博士的访谈也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英美环境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打破美国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     

法律史学的开拓、发展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张晋藩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建设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及法律史学之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

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沉寂了十余年后,正再度成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1999年11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之后,《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为此发表一个专辑,其他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讨论章。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高敏先生在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对高敏先生所做的访谈,内容涉及其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以及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独到见解,尤其是他将科学的理论与信实史料的有机结合,将已有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治学方法,既多层面凸现出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又对后学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方法论知识。他对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当前学术界、青年学者中所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则充分显现了老一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法国大革命与历史研究——访牛津大学卢卡斯教授

一卢卡斯 (ＣｏｌｉｎＬｕｃａｓ)教授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院院长。 90年代中期被聘为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贝里奥学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在该学院学习。撰写了不朽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也曾就读于贝里奥学院。五年前 ,卢卡斯教授被推选为备受尊重的牛津大学常务副校长。牛津大学正校长是一名誉性职务 ,现由英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金肯斯爵士担任。李岚清副总理 1 996年访问英国期间 ,曾到贝里奥学院访问 ,受到卢卡斯院长的热情接待。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 ,卢卡斯教授应邀赴会 ,并做了重要…     

中国公共考古的新思路——罗泰先生专访

在公共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考古学事业也得到飞速提升,特别是国际化的趋势越发显著。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公共考古可以从加强中小学师生的考古与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展现考古学术问题论争等方面入手,在坚持学术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情况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发展道路。     

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专访

随着批评遗产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对遗产、博物馆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劳拉简·史密斯教授认为,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遗产实践中的角色及其学术话语带来的政治影响,倾听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博物馆工作也应寻求与相关利益群体更深层的互动,认识到参观者往往有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诉求,避免将之视为简单的被教育对象,要为他们提供激发情感共鸣和自我反思的资源;描述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遗产话语是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亚洲的遗产活动和思维对于遗产的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批评遗产研究的"批评"概念需要多元文化思考,遗产理论发展和遗产学专业教育也需要对遗产的多元化理解.     

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

1999年9月,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邀请,彼得·伯克及夫人来我国上述三校进行讲学。彼得·伯克教授(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ｅ,1937-　)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建树颇多。同时,他注重对当代史学界的动向进行观察和研究,尤其注重讨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过去的复兴意识》(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196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Ｉｔａｌｙ,197…     

刘魁立先生访谈录

施爱东:做民间文化研究,许多人都把自己弄得很"田野",但我注意到您却非常注重仪表和礼节。只要是开会或上课,您总是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样严谨地生活累不累?您参加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的那一天,因为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居然临时跑到商店买了一件正式的衣服换上了,那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