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图像辨析

麦积山石窟169、69窟间浮塑交龙装饰龛楣图像,长期被一些研究者误读为“伏羲女娲”,并与天水作为“伏羲女娲”故乡的人文背景相联系。本文在详细考察洞窟图像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经典与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参照国内其它石窟的龙装饰图像的情况,指出交龙龛饰的石窟造型图像是佛教中“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持佛法的龙众,是佛国世界的守护神。麦积山石窟交龙龛饰图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伏羲女娲”无关。     

巴蜀"胡人"图像札记

四川、重庆两地汉墓陆续出土几种类型之“胡人”或日“非华夏族”图像,过去之研究有所涉及,以为与佛教早期传播有关。本文试对此类图像资料加以分析,讨论其主要发现情况及一般表现形式、“胡人”图像研究之核心问题（图像辨认与身份鉴定）、“胡人”与“胡人”图像之间关系以及巴蜀地区“胡人”图像之特征等。     

四川汉代"龙虎座"西王母图像初步研究

本对四川汉代出土西王母图像中的“龙虎座”进行了详细记述,就其名称的界定、图像的分类、分布规律等方面引用大量实物资料加以论述。     

真武"铁杵磨成针"壁画图像研究

本文对较有代表性的四幅历代真武“铁杵磨成针”故事图像及其材料来源进行比较研究,将历代描绘真武本生或灵应故事的系列图像分为武当传统（正统传统）和民间传统两大类,并归纳了两类的区别特征.文章通过分析真武“铁杵磨成针”故事图像由磨针涧向磨针井的转变,认为真武＂铁杵磨成针＂故事图像,甚而整个真武系列图像都有一个从武当传统（正统传统）向民间传统的变化发展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明清以来真武信仰由官方向民间的转化趋势也是一致的.     

河西晋墓木棺上的"五星"图形浅析

近十几年来,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发掘清理了大量西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有画像砖及木棺等实物。这些画像砖内容丰富,动物图像在画像砖内容中占很大比例。而画在照墙上的灵瑞动物河图、洛书图像和出土木棺上的“五星”图像,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比较,究其渊源。     

我国西南地区出土的汉魏青铜树——"柱铢"

我国西南地区东汉、三国、魏晋时代的砖室和崖墓中常出土一种青铜树的随葬品,由于是铜铸就的,叶片上有各式各样的钱币图像以五铢钱、莽钱为多),故一般称为“摇钱树”“钱树”。其实,对它的名称、形制、分布、代及社会功能等,都还缺乏适当的认识。为,1998年在四川德阳召开了“中     

麦积山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解析

本文就麦积山第123窟“童男童女”彩塑造像进行了图像阐释。     

三台郪江崖墓"狗咬耗子"图像再解读

四川三台郪江崖墓中的“狗咬耗子”图像,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对图像内涵重新作了解读,认为是反映墓主世俗生活的一种表现。     

甘肃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矩形”、“圆圈”图像考释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葬画中,墓葬的中室、后室大量地绘“矩形”、“圆圈”图像,本文对其进行了考释,并讨论了此类图像的意义。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说"捉搦"

“捉搦”连言,隋代翻译佛经中即见,至唐其义有二,一为“捉拿”、“缉捕”,其搭配对象是人;一为“防范”、“把守”,其搭配对象是事、地。本对“捉搦”一词的义项进行了梳理考辨。说明在《伍子胥变》中“大须存心捉搦”一句中其应当解作“防范、把守”为宜。     

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

虞弘墓石椁图像共54个相对独立的画面,被称为“狩猎”或与之相关的图像共15幅[1]。这些图像是否均为“狩猎”值得怀疑。如果在中西文化不同的背景下考察,这些图像应分为“搏斗”和“捕杀”两类。“搏斗”图像在石椁上占据醒目的位置,“捕杀”则是石椁上的附属图像。“捕杀”图中人物居主导地位,追捕着逃窜的动物。“搏斗”图中人与兽不分主次,甚至强弱难辨,双方都在攻击。显然制作者有意将两者区分,前者为狩猎图,后者如果也称之为狩猎,似乎是被误解了。可以断言,“搏斗”图像既不是单纯表现狩猎,表达的也不是普通人的勇敢行为,而带有特定的…     

关于领导干部"知"、"言"、"行"的思考

“知”、“言”、“行”既是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经典表述。领导干部作为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要努力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认真提高讲话文稿的质量,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的实绩,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知”、“言”、“行”的有机统一,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     

敦煌文献中的"草子"为"沙米"考

敦煌文献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草子”。经过对其颜色、形状的分析、对比、考证 ,这些“草子”正是今天城里人喜欢的“沙米”。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举制度。“中正”是“九品官人”过程中具体负责对士人进行察访、品评、定次的最基层组织。九品官人法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州中正、郡中正、县中正。曹芳时期,各级中正始有大、小之分。中正在“访举”士人的同时,还有表率乡里、敦行教化、化民正俗之责。中正是非专门性的、地方性的组织。除中正之外,实施“九品官人”的机构还有司徒府、尚书省吏部和中书省。它们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学界将“九品官人法”误称为“九品中正制”,因而夸大了“中正”地位作用,严重影响了对该制度的正确认识,应该予以纠正。     

1878年"林肯县战争"与"比利小子"

1878年发生在新墨西哥领地内的“林肯县战争”,是美国西部开发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牧区战争。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次长达5个月的流血冲突,是圣菲集团支持下的墨菲派与竞争对手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争夺对林肯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的必然结果。战争结局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分赃,确保了墨菲家族在林肯县的垄断地位。“比利小子”在这场流血冲突中只不过是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雇用的一名枪手,但在后来的许多传说中,他却成了“林肯县战争”的主角。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比利小子”的历史著作、小说、电影、歌曲和传说不计其数。“圣徒比利”取代了“魔鬼比利”,“林肯县战争”却被人淡忘了,即或有人偶尔记得它,也是从“比利小子”的出场背景中得知的,“林肯县战争”的真相则完全被“比利小子”的传说湮没或扭曲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再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九十年代初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及党的十六大召开后,这一问题又有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和含义,需要我们作出一些新的认识和研究,本从四个层面上,即从“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前一阶段之“特色”与后一阶段之“特色”、“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与其它“特色”的比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东汉"西王母+佛教图像"模式的初步考察

本利用出土考古学材料,论证了“西王母 佛教图像”模式的同源性和流动性。作认为从不同路线输入的佛教,不但存在形象的差别,也会产生理解的不同。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包含了与北方中原地区太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并非一种必然的结果,而是在大一统的汉化圈内部,尤其是政治化中心地带生成的一种主流观念,所及区域表现类似。西南地区作为该化圈的边缘地带,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对佛像要素的吸收及对早期佛教的理解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政治化中心的水平,而且也不具有时代上的前驱性。“西王母 佛教图像”的模式,一方面促进了该地区佛教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成为其继续发展的窠臼。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