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

抗战初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有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中国妇女界的救亡团体,八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救助和保育了近3万名战时难童。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为民族培育了未来。本文对这一段历史做一简要的叙述。     

安娥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中国的希望,因此儿童问题是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抗战时期,为抢救民族后代,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拯救受难儿童为己任。安娥作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更是拿出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身于这项民族解放事业的特殊工作中去。     

抗战中的战友情——亚仁永远活在我心中

1940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随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奉组织指示从国民党十九集团军总部撤退。我和部分同志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介绍去皖南新四军。我们先到金华,住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以下简称“分会”）。该会名义上是省长黄绍骇夫人蔡凤珍和常务理事黎沛华（曾任宋庆龄秘书,比较开明）领导,实际上是分会秘书兼《浙江妇女》月刊主编林秋若当家作主,她是“分会”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书记,新四军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我们要通过林秋若介绍到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     

邓颖超与武汉战时儿童保育会

201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抗战时期,她和周恩来同志曾经在武汉战斗和生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解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的武汉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由邓颖超等人推动组织的一个抢救难童、保护难童的妇女救亡团体。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抗战的1938年初,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了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多次参加有关座谈会,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女共产党员安娥、陈波儿、曹孟君、沈兹九、徐镜平、杜君慧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四处奔走,争取支援。在多方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于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推举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希望孙夫人宋庆龄来领导保育会,但考虑到推动国共合作和更有利于工作开展,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见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保育会。宋美龄…     

庄静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从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说起吧。这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会主要负责人的合影。1938年摄于汉口,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日。中排左起第四人是理事长宋美龄,她的右边是副理事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夫人;左边就是本文要说起的庄静女士,常务理事之一,邳州人氏。后排右一为邓颖超。     

难童的妈妈罗叔章

保育会成立后,大量接收难童,在那烽火岁月,那些可歌可泣的妈妈们,用自己伟大的母爱和顽强的毅力,保护了民族的希望,使儿童免遭战火的荼毒。仅截止至1943年底,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其所设的保育院就已收容了28923名流浪难童。均县遇真宫为战时儿童所提供的庇护,已载入史册,其院长罗叔章功不可没。     

惩治汉奸工作概述

一、战时的防谍肃奸工作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三种政权(国民党政府、中共抗日政权、伪政权)和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的局面。因此,战时对汉奸的惩治,主要是由国民政府和中共抗日民主政权进行的。收买和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惯用的伎俩,并在实践中收到成效。早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以及华北事变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中国。鉴于汉奸助敌之事时有发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惩治汉     

战时制造“无声武器”的工厂——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厂始末记述

李先念同志在领导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称当时发行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亦称“边币”)为“无声的武器”,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根据地战时货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团结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巨大作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李家应与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

战时,获救难童何以栖身,是拯救儿童的工作的重心——即使战时环境再艰难,也得为孩子们提供一个遮蔽风雨的地方。李家应团结全院教职员工,克服交通阻断、经常得不到总会的经费接济等重重困难,办起了有150亩土地的农场、畜牧场,组成织布、做鞋、缝纫、织袜等工艺组,用生产来维持和改善全院师生的生活。李家应与孩子们相处7年,深受孩子们的爱戴,她用全部的爱心去拯救和关爱这些儿童。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难童们体会到了"第二个家"的温馨与有组织纪律的乐趣,逐步改变了过去的种种陋习,变成一个茁壮成长的文明人。     

“烽火摇篮”图片展览在京举行

为了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诞生54周年,由全国妇联,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烽火摇篮”大型图片展览,于1992年11月2日——1993年3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这个展览以丰富的图片、实物及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展览内容共分四个部分。一,战火下的儿童。七七事变后在日军铁蹄践踏下,无数中国儿童失去父母亲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惨遭轰炸屠杀。     

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里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3月10日,由中共妇女界领袖邓颖超、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等老一辈革命家组织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日战争中抢救了数万名无家可归的难童。通过对这些民族后代的辛勤培养,造就了李鹏、李铁映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建设人才,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后代,2002年4月重庆市政府决定在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旧址(现重庆市求精中学校址)修建纪念碑。     

生生息息不止境

抗日战争时期,在贵阳市南郊的图云关,有两个特殊单位——“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卫训所”)汇集了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著名医学界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波兰、苏联等国的援华医疗队,医务人员最多时达3400人,在简易的平房之中,医疗和救助了无数抗日将士,向抗日前线输送了许多战地医务人员,并给当地老百姓治病送药,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父亲杨锡寿1945年元月从中正医学院毕业,应聘到图云关卫训所工作(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与卫训所属两个机构一支队伍),在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大”与曾经取得援华抗日辉煌战绩的“美国飞虎队”（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同在云南省的首府昆明。但是,可能鲜为人知的是：一部分联大同学和一部分美国飞虎队员之间曾经建立过特殊的深厚友谊,并且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外国友好人士倡议下,经过各派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中国广阔的大后方适应着战时的迫切需要,兴起了工业合作运动。它以工业生产为目标,采取合作化的方式,组织民众进行生产。这种生产自救方式,对于支援长期抗战,克服经济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发展和成就,在中国战时工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当时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本文试从工合运动的产生、发展及衰落等方面对之进行一些探讨。     

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考察散记

东北抗日期间,一些抗日武装为解决战时经济问题,曾发行过自己的货币,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发行的钞票是其中较早的一种。当时辽东三角地抗区(图一)人民常以“老邓票”呼之。     

儿童救济会成立

在民族抗战的当中,大家除了忙着救济伤兵和难民以外,还注意到比这更重要的儿童救济问题,这总算是可以慰安的一件事.办理儿童救济的机关,先有蒋夫人倡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现在又有马超俊等发起的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协会的宗旨,和保育会是相同的,而办法则略有分别.凡属战区儿童,在十六岁以下,家境贫寒的,都在收容之列.六岁以下为婴儿期,注重保育及幼稚     

日本妇女在侵华战争中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韩立娟在《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     

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的报刊目录

名称编者创刊时间抗战到底（半月刊抗战（周刊）老向、何容938抗战行动（旬刊）抗敌（周刊）抗战画刊抗战儿童（旬刊）抗战漫画抗战通讯抗战军人（半月刊抗战晚报战斗（旬刊）战时乡村（旬刊）战时文化（半月刊战时日本战时教育（旬刊）战时妇女（旬刊）战友（七日刊）每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