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历史研究》的中国文明观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明是汤因比研究比较的非西方明中的重要明形态,他在《历史研究》中多次涉及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汤氏重视研究非西方明重要价值,也有其历史局限。     

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

从现代世界史理论来看,“普世史”与《史记》的共性是都具有国别史和世界史的双重特性。不同点在于普世史的实质主义历史观,用希腊罗马的历史代替世界历史,所探讨的主要是历史的表面和横断面;而《史记》在其“通变”史观指导下,着力从历史的纵横联系中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并将华夏史同其他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和而不同”地联系起来,成为世界通史,较之于普世史能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并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伊本·卡尔敦的史学观

结合当代史学发展趋势 ,对阿拉伯史学大师伊本·卡尔敦史学观的现代意义作了诠释是有意义的事。卡尔敦有关“内在史学”和“外在史学”、史学的整体性和多学科研究的讨论 ,确与当代史学有相通之处 ,而且其有关论述对我们当前的史学研究 ,亦不无启发意义。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     

北方有江南:一项景观史的研究

隋唐以降,"江南"不仅是地域概称,亦作为一种美称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根据各地被称为"江南"的缘由,可大致分为水利型、稻作型、文化型、富足象征型以及景观型。各种类型的"江南"并非泾渭分明,北方各地之"江南"多是几个类型的集合体,是为复合型"江南"。北方"江南"多位于自然条件优越之地,多数"江南"指代地域为一县之隅。"江南"本是对某地社会之赞美,但美称亦会转化为"实累",明代宁夏即为此例。综合来看,传统时代北方民众对"江南"美誉的认可,缘于江南地区的繁荣兴盛,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于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亦是传统时代北方民众对于"何谓江南"的理解。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长期处于史学研究核心的政治史作为方法论的支配地位渐趋式微。但就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一体化的特征及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目标的追求而言,“政治—社会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当前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由更广义的政治现象切入社会生活,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则可以深化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雷海宗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

雷海宗是20世纪中叶国际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其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可分为历史观和当代观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特点和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雷海宗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但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其他文化除西欧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却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未灭亡。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至20世纪为第二周。雷海宗关于世界历史上的中国的当代观,是其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观的继续,他一方面沿用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口号。至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态度,雷海宗指出,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不可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要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并加强对欧美的研究。     

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

学术规范建设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对于世界史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开展学术规范的建设,既要考虑学术规范自身的系统性,又要照顾不同学科的特点;既要引进欧美学术界的成功经验,又要结合中国学术的传统和实际。世界史作为中国学术的一个分支,其发展需要学术整体进步的带动,同时在学术规范建设中也能发挥某些独特的作用。世界史学科的特点是具有跨文化了解的性质,需要大量使用外文文献,其研究的难度较大,因此,在研究取向、资料运用、引用方式、标注形式、防止抄袭和剽窃各个环节,均有特别的要求。学术规范建设只有顾及世界史的这些特点,才能对其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产生有力的推动。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

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目前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口述史学的出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顺应了国史变革的方向。寻求二者的最佳结合途径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通过开展口述史来拓展研究视野,活跃研究思路,并弥补与修正史料之不足,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