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我给毛主席送信

1961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三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的农村进行农业调查。陈伯达被指定到广东调查。按照主席的指示,每组要找6个高水平的人做组员,陈伯达就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文革"初期,江青对陈伯达还比较尊重,陈伯达也吹捧江青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保春老师、文耀老师,我们已经和很多工作人员谈过关于江青的事,你们作为陈伯达的秘书,也近距离地接触过江青,想听听你们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以及你们个人对江青的印象。     

怪人陈伯达

陈伯达从1969年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垮台,前后约一年时间,到首钢一共18次.其时,首钢军管会的军代表娄熙元,对陈伯达在首钢的种种活动颇知其详,其中若干次,他还是在场的耳闻目睹者之一.娄熙元撰文记录了陈伯达的一些往事——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其实,许多…     

下了庐山的陈伯达

从60年代起,我们一直担任陈伯达的秘书。1970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俩未参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缪俊胜同志(当时也任陈伯达秘书)陪陈伯达去的。1970年9月7、8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和陈伯达几时几分乘飞机回京,让我们准备去接。9月初的北京天气不好。那天我们坐着老俞开的车,冒着瓢泼大雨去西郊机场接他们。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我们也一样,看到朱老总、董老他们先下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机的人打招呼,人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师哲生前所撰《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一文,系首次发表。作者以长期在中共领袖身边工作的亲历亲见,记述了陈伯达在延安的表现,毛泽东对陈的态度及使用,以及建国初期陈随毛泽东访苏时的一些活动。通过具体事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陈伯达自私虚伪、投机取巧、争功盗名的面目,可谓入木三分。陈最后沦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亦是历史的必然。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编者按:李家骥曾经担任过13年的毛泽东卫士,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的部分秘书例如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均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在此,整理者请他回忆他所知道的陈伯达,以飨读者.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正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     

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的回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文化大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流行语“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均源于此社论。该社论发表后整个中国几乎都“疯”了,一场疯狂的灾难降临中国。这篇社论的幕后授意者就是陈伯达。陈伯达罪行及受审判的情况,请看《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     

陕北公学的“游击战”课与抗日战场

<正>考虑到"由于抗战的需要,由于持久抗战的需要"(《陕北公学分校的成就》,《李维汉选集》编辑组编:《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明确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确定为办学宗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陕公开设的"游击战"课,培养了学员的游击战理论和战术,为敌后战场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游击战人才。一作为战略战术教育的陕北公学"游击战"课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我见到的陈伯达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实为权倾一时的霸主。呼风唤雨,号令中国。他能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也能迫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能随意点名批这个批那个,其能量可谓不小。不过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时间很短,他的权力很快就被比陈伯达更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我是1939年初参加革命的,开始时在皖西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经党组织介绍,我从敌后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走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岗位;然后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经济系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的一生与这所战火中诞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栋梁之才的人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人物志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