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沙十年祭

这次搬家,发现了一些久寻不获,因而渐渐忘记了的宝贵东西,其中最珍贵的是沫沙廖公给我们写的一幅对联。1981年春季的一天,我请几位湖南同乡老大哥夫妇来寒舍小聚,那时候沈容还能下厨,很露了几手。饭后大家赋诗写字,沫沙写的就是这幅对联,文日：     

关于吐尔基山辽墓出土银壶所饰人物故事图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一件银鎏金提梁扁壶,壶腹两面开光中各装饰一幅人物故事图,两图均有榜题,其中一幅题作“四浩先生”,另一幅榜题也是四个字,不过第二字稍欠清晰,不同版本的图录此幅之图版说明概作“弘口先生”（图1-3）。     

六十年前的安顺风俗画

这是一幅画,准确地说,是一幅画的照片,是台湾李在中先生发给我的。去年五月初,我偶然走进了台湾李在中先生的新浪博客,读到了他的新作《安顺牛场》,内容是介绍黄异先生六十多年前一幅以抗战时期的安顺为题材的画作。因为职业习惯,我意识到这是难得的一份贵州文献,就立即给李先生发了一封电函,请赐电子版,李先生很爽快地发来了。     

张大千赠周启人的画

约在1962年,客居台湾的名大画家张大千先生画了一幅画,通过旅居在香港的我的叔父徐正旅先生寄给我,让我转交给周启人先生。这是一幅水墨山水画,高约一尺六、七寸,宽约一尺二、三寸,画不大,但用笔粗犷雄健,水墨淋漓。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编写任务的提出

正近代史、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新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近日出版。书中把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过程中,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党史研究大家胡乔木、胡绳的多次讲话公开出版。现在重读胡乔木、胡绳系统地发表对中共党史的意见,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胡乔木、胡绳为这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了20多年,至今对党史学习和研究仍保持着很大影响。了解到这些,对读者、对后人可能会有所启迪。     

黄炎培赋诗话茅台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主席居住的窑洞里挂着一幅国画。这是沈钧儒先生的次子沈叔羊于1943年所作,画面上是一把酒壶,上书“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先生所题《茅台酒歌》：     

江南名士沈定庵

笑谈一鸿儒,书坛一名家,外貌如弥陀再世,内心却童真未泯。这是沈定庵先生十多年来定格在笔者脑海中的一幅大写意。沈定庵先生,方脸、宽额、肥耳、细眼,一个典型的老绍兴。冬天头上戴一顶暗红八角帽,脖上围一条丝质花巾,这一点缀,又使他很快从芸芸众生中跳脱出来,     

物我同春共万旬——回忆张伯驹先生

在张伯驹先生的晚年,我与老人家有过一段暂短的交往,受益不浅。他还赠我一幅对联以示纪念,想来这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     

闻一多先生与黔灵山

闻一多先生在黔灵山所画的两幅作品,从有关资料得知,先生在湘黔滇沿途所作百余幅画,今只存30余幅。这2幅速写是闻一多先生在祖国遭受外敌侵略,人民四处逃难的艰苦岁月中留给贵阳黔灵山难得的艺术珍品。     

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创新之作——简评《中共党史文献学》

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可谓已洋洋大观,相反,有关中共党史献学方面的作却几近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党史献学作为党史研究的基础学科,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阙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党史学界对于党史献编撰理论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是导致许多党史工作缺乏必要的献学素养和训练、学术水准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第三次学术讨论会

1983年11月下旬,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举行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290名代表和湖南省党史工作者等500多人,会议收到各地送来的传记稿122篇。这是全国党史人物研究工作者的一次盛会。     

追梦路上——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专题展

<正>按语:2014年10月1日,由南京市委党史办、南京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追梦路上——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展览在南京档案馆新馆展出,这是近百年南京地方党史首次集中公开展出,免费对外开放。《潜伏》、《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这些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中的原型,都可以在这次展览中找到。阅遍史籍,营造党史华章這里如一本书,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艰辛步履这里犹如一座园,再现了南京近现代绚丽多姿的风貌这里犹如一幅绣,点点滴滴中描绣出南京的璀璨书卷     

“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寻踪

2010年3月,武汉市启动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主要是对建国前的党史遗址进行一次系统、全面、大规模的普查,摸清革命遗址底数,我有缘受聘参与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新洲区党史部门在党史遗址普查工作中发现的刘,     

党史的写法——读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

这个题目,是从葛兆光先生近著《思想史的写法》套用过来的。葛著讨论的并不是思想史的写作技巧,而是有关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龚育之同志的《党史札记二集》(以下简称《札记二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研究党史的理念、视野和方法。这些理念、视野和方法,主要不形诸文字而浸润在文字之中,是一种“在无画处看出画图,于寻常间显出奇异”的意境。所以,我便借用了葛著的书名。     

沉淀的贵阳风情——写在《漫画贵阳——牛鼻子漫游老贵阳》出版之时

马队的先锋引着路, 四环是净白的城墙——朗朗朗……深长又宏亮的马铃声不断地响着! 这里有丽秀的象征“甲秀楼”, 这里有雄壮的气象“中山门”, 马车逗着人们去旅行……“肠旺粉”真是别有一种风味, “培养正气”卖的是一块老牌子。自来水是顺着河流来的, 牛奶是牵着牛巡行着街上来卖! ……这是一首朗诵的诗,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这便是黄尧先生60余年前的力作——《漫     

读者来信

正【释疑】致《文史博览》编辑部:2017年第8期的《警卫回忆长征中的博古》(第13页)一文写道:"康念祥警卫挑的两个铁皮箱子中有3颗印章:其中的一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则信息很关键、很重要,将会引起党史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请问这3颗印章还保存着吗?有"总书记"字样的印章作证,说明长征前后就有领导人被称作"总书记",这可解答一个党史长期争议的问题。     

谈编史修志中应正确处理的几种史料关系

历史资料是编撰党史方志的依据。现在可收集的历史资料极为丰富浩瀚,有历史文件,大量的回忆录、调访资料,还有国外文献资料和敌伪档案。在编史修志中,搜集的史料越多,写出的党史志书越真实、生动、完整。如果讳忌疏忽某一方面的史料．就会给编史修志带来局限性。但在繁多的史料中,必然充满着矛盾和分歧,会给编史修志带来点麻烦。因此,在撰写党史或方志时,还必须科学处理各种史料关系,这是准确、真实、完整编写党史志书的关键。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邓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近读花城出版社《随笔》２００１年第一期党史研究权威何方先生《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一文 ,颇受启发 ,获益匪浅。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 ,对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对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深入研究之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的部分问题 ,提出置疑。自从公布了这份“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之后 ,过去对遵义会议众说纷纭的一些问题 ,便由此定论下来 ,不再各说各的 ,莫衷一是。自然成为党史研究者写作这方…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共产党修史,从联共党史起,似乎就是综合论述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种格式,似乎正史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其实,这种格式固然有它的长处,是现代修史、科学地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应该用这一种格式来限制修史。中国历史悠久,修史经验丰富。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本纪和列传,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可以说,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

近读花城出版社《随笔》2001年第一期党史研究权威何方先生《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一文,颇受启发,获益匪浅。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对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深入研究之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的部分问题,提出置疑。自从公布了这份“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之后,过去对遵义会议众说纷纭的一些问题,便由此定论下来,不再各说各的,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