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

发生在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实质上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在维护合邑公共利益的幌子下和开矿者对于地方公共资源的争夺,反映了士绅阶层建构和维护地方霸权的不懈努力.该事件说明,尽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士绅阶层的地方霸权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实现自身的地方霸权,士绅阶层不但重视本阶层的高度整合,还需积极寻求和利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四川德阳文庙调查

德阳文庙是四川境内迄今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地方特色最浓、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处文庙。本文对其历史沿革、整体布局、单体建筑形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德阳文庙在布局上采用了传统地方文庙的风格体系,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主体建筑大成殿既有北方建筑的庄严雄伟,又不失南方建筑的华丽灵动,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     

明清时期士绅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新会县为例

士绅阶层在明清时期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之际新会县发生一系列事件生动地展现了士绅阶层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明代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水平快速进步,新会县的士绅阶层也随之发展壮大。万历年间新会县的“谯门之变”及其后续事件展现了士绅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在清初的社会动乱中,士绅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地方军事行动,同时也迅速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双方基于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的共识而达成了新的政治平衡。     

从文庙看承德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热河文庙复建为例

热河文庙与山东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孔庙。承德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与发展,都离不开承德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清政府对承德文化教育非常关注,这其中,热河文庙就是承德地方文化教育的代表建筑。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一文考证论述了出土于两广地区(广西、广东)青铜时代晚期大型墓葬的器皿、甬钟等青铜礼器。这些器物,绘出了各种青铜工艺制作的绚丽彩图,它们包括:1.黄河流域周代列国与长江流域尤其是楚国的青铜器物;2.与周室有联系的颇具地方青铜文化特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诸国的青铜器物;3.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器物;4.岭南当地青铜铸造作坊的器物。对出土于广西恭城秧家,广东肇庆松山大墓的一些青铜器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查阅核对了它们的器物图录,揭示了当地青铜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概貌。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的器物与当地铸造的青铜器皿中,挑选了一些与当地陶器在功能意义上相仿,并折射了周代礼仪制度的礼器组合的青铜器物来加以论述。青铜器物和陶器制品的使用惯例与礼仪庆典颇有关联。在文化移入、融合、发展的历史记载中,从周朝皇室中心区输入的青铜礼器,对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当地富豪贵族把占有使用青铜礼器视为操纵权势和标榜威望的象征,这一主要特征亦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印证:即当地铸造的青铜甬钟,并非像北方那样用于音乐演奏,而是出于豪门对权势的贪婪,刻意对北方输入器物加以改制,至使其物丧失了原型原貌,曾有专家认为,为了炫耀岭南当地名流富豪的社会地位与权势声望,他们竭力采用与此相应的青铜工艺铸品的改制措施和当地青铜作坊的仿铸技艺。此种探析,窥视了岭南地区在秦汉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地方文化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     

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

宋代是图经向方志转变的过渡期,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经"图"的变化上,即图数量的减少和图类型的变化。究其原因,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与地方官员、士绅势力的上升是这种文化表象的社会政治背景,而地方士人参与到地方志书的修撰乃是转变的催化剂。农田水利、书院等图表达了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需求,而风景、先贤等图则反映了地方士绅弘扬地方文化的愿望。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末以来,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及其意义

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促发广东全省团练活动的兴起,顺德团防总局作为地方团练组织因之得以设立。在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不仅加强了当地军事防务,而且在经济上还为中央与省局的军费筹措提供一定的捐输。更为重要的是,顺德团防总局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有效地杜绝了顺德县可能因外患而引发的内部动乱。顺德当地士绅借由战乱的团练活动而建立的社会控制系统,并非是对官权的侵夺,而是协助官府更好管理社会的结果。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的重新释读,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浔州府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这样的地方信仰及组织深刻影响了拜上帝会的形成。在与正统神明崇祀及村落联盟组织的激烈斗争背景下,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村落联盟等地方组织的族群政治意义。对此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     

开发地方文献 服务地方社会

地方文献是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社会和人群存在、发展、变化及影响的特色文献.它的形成是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由于其"一地之百科"的深刻烙印和"原汁原味"的显著特色,体现了一个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在当地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从布衣寒士到孔门圣贤--张履祥"由凡入圣"的塑造历程

本文勾画张履祥由布衣寒士到地方偶像直至成为孔门圣贤的过程,并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解读,透视其背后所蕴藏的宏富的社会内容.张履祥从祀的过程展现了国家和地方士绅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的努力,他们既合作又冲突的过程折射出各自的价值取向,并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机制与时代需要.     

宋代长泰县学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初步繁荣

长泰于周显德二年（955）建县,入宋后,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得到了初步发展,根据宋代长泰县令黄颖事迹,推测长泰庙学（文庙）始建时间当在元祐中（1089—1090）之前。庙学（文庙）建立之后,在黄颖、朱熹、方壬、陈淳、叶惟寅等理学家的教化推动下,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初步繁荣。     

试论平遥文庙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

本文以平遥文庙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平遥文庙的建筑艺术的研究,明确其布局特色和规模发展以及礼制传统,在各个层面上探寻文庙建筑艺术特色的文化渊源,对儒家思想文化在建筑艺术方面的表征做进一步价值挖掘。     

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以休宁金声为例

金声是活跃于明末徽州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其言论活动在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退职闲居乡里期间,正值徽州社会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金声在救荒减灾、缉盗、地方防护和乡村教化等方面,有着非凡的建树.本文拟对金声在徽州的活动加以考察,试图揭示传统社会士绅在社会危机时期的行为及其作用.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青岛市城阳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汉墓出土铜镜为例

汉代铜镜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岛市城阳区古庙汉墓、文阳路汉墓、后桃林汉墓、玉皇岭汉墓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可观、种类丰富,由这批铜镜可一窥当时古不其城的社会发展状况,乃至西汉中期到晚期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城阳区在汉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情况,对研究城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