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官造玻璃器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200余件传世清代玻璃器,以清中期制品所占比例最大:通过梳理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官造玻璃器藏品,按其制作工艺可分为单色玻璃、套色玻璃、金星玻璃、搅玻璃、戗金与描金玻璃、刻花玻璃和点彩玻璃七个品类,集中反映了清代玻璃制作的精湛技艺和清代帝王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了清代中期官造玻璃器的最高水平。     

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始建于康熙三十五年,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繁多,雍正朝的玻璃生产在继承康熙朝工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玻璃制品仍属贵重之物。本文依据传世文物、造办处活计档及其他历史文献,论述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的关系,提出雍正皇帝对玻璃制品功用的影响,探讨雍正皇帝个人的审美品位在玻璃制作中的影响、作用等问题。     

玉田、丰润二县雍正四年改隶永平府之推证

有关清代玉田、丰润二县由顺天府改隶永平府的时间,清代史料即有六说,传至今日更莫衷一是。已公开的清代档案为找寻改隶时间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先是通过雍正朝雨雪奏折,确定了二县改隶时间当在雍正三年(1725)七月至雍正四年十一月之间。继而通过《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之吏科、户科奏折,判断出二县改隶时间当在雍正四年二月之后。     

康熙雍正时期捐纳考析

对清代捐纳制度的考鉴性研究,当首推许大龄先生1947年在燕大的硕士学位论《清代捐纳制度》。清代官员的引见履正和题本书对捐纳行为每有记载,本试图利用雍正朝引见官员履正和题本等相关资料对康熙、雍正时期的捐纳制度作番考析,以为许的释。     

清代雍正朝东北参场及采参管理特点

清廷对东北参场及采参的管理，各朝均有所不同。本文从“采参管理”的界定人手，探求雍正朝采参及参场之管理特点，它上承康熙朝，下启乾隆朝，尽管历时短暂，却特色显著，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雍正朝开创歇山轮采之政策，保护参场，意义深远；二、雍正朝打破成规，实行官办采参定制收课；三、雍正八年实行皇商承办采参，为清代采参管理注入新鲜活力。     

康熙朝御制玻璃赏析

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工艺始于西周。经过缓慢的、绵延不绝的两千余年的发展,玻璃制造工艺到清代达到顶峰,玻璃制作得到皇家的重视,品种增多,颜色多达数十种,玻璃的成型、加工工艺更加成熟。清代的档案史料证明,清宫内官办作坊造办处下设的玻璃厂,从康熙到宣统,从未间断过玻璃的制造与生     

故宫藏清代挂屏镶嵌玻璃饰件的科学分析

清代镶嵌器物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玻璃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镶嵌材料。为探讨清代镶嵌玻璃饰件的成分特征和加工工艺,本工作采用微区X射线荧光能谱、扫描电子显微镜、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等方法,对故宫馆藏清代紫檀木边嵌玉石楼阁挂屏上的6件镶嵌玻璃饰件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6件玻璃饰件属于K₂O-CaO-SiO₂体系,以石英岩引入SiO₂作玻璃基体,硝石作助熔剂引入K₂O,CaO有方解石和萤石两个主要来源;深蓝色玻璃着色元素为钴,浅蓝色玻璃着色元素为铜,蓝绿色玻璃为铜和铁共同着色,4件玻璃饰件乳浊剂均为CaF₂;黄色玻璃以铅锡黄为着色剂并乳浊剂。通过显微形貌观察结合档案记载,认为镶嵌玻璃饰件是在熔制好的玻璃块上经过二次加工而成,加工工艺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治玉工艺。研究结果可为清代镶嵌工艺及玻璃制作工艺的研究提供佐证。     

绚丽多彩的玻璃鼻烟壶

在清代数量众多的鼻烟壶中,以玻璃为材料制作的鼻烟壶成为一颗辉煌璀璨的艺术明珠。     

雍正朝引见制度的若干问题

雍正朝是完善清代引见官员制度的重要时期,本文对雍正引见官员制度改革及相关事项有所说明,对“轮流引见”、远省官员引见、引见程序和履历折、教训与询问官声及以貌取人等问题作了考述。     

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关于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盟旗制度是清代施行于外藩蒙古的核心管理制度。然而该制度完善于雍正至乾隆时期,因文献资料匮乏,该制度如何形成、如何演变,于清朝初期如何运作均付之阙如。而清廷主管此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却在其顺治年间上报题本中涉及该事务。通过顺治年间满文理藩院题本这一遗留性史料,探讨清初蒙古会盟制度雏形遂成为可能。本文即依据此全新资料,对盟旗制度形成前,蒙古的会盟情况进行探讨,通过对题本的文本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清初会盟制度的运行过程,以求使此问题更加清晰明了。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关于乾隆时期钱值高昂问题的考察

雍正皇帝为稳定商品市场的银钱比价,对铜钱制度深刻反思后进行了全面改革,至乾隆时期,改革后的铸钱成本长期保持在铜钱千文含银一两以下, 成本较低。而同一时期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对纹银的兑换却低于一两,钱价高昂,钱价与钱值相悖。形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对铜斤实行垄断经营、压低价格。基于清政府对鼓铸用锎垄断价格而形成的铸钱成本,并不能真正体现钱文的价值含量。铸钱成本的高低应取决于商品市场铜铅价格的高低。乾隆时期钱价高昂,正是当时商品市场铜价昂贵的曲折反映。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

入清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呼伦贝尔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清朝先后两次向这里移民,第一次在雍正年间,第二次于光绪末年。两次移民对呼伦贝尔地区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本所探讨的虽然只是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但其中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问题,于今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再谈显德年制款印花碗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下）

与明清两代各种记载柴窑的文献大多只有寥寥数语不同,民国时期的《钧窑考证》、《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古玩指南》和《古董辨疑》这几本书中论及柴窑之处内容翔实了许多,著者在引古论今的同时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兹选录于下：     

清初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及烟瘴影响

疟疾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古人称之为烟瘴、瘴疠、瘴气等。清康熙三年,清朝就在西双版纳的普洱驻军设治,雍正年间又在澜沧江东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设普洱府,建普洱镇。但受烟瘴影响,驻军、设治和改土归流经过了多次反复,清廷仍没有彻底完成对西双版纳的改土归流。本文以驻军、烟瘴为切入点,探讨了清初清军在普洱、思茅沿边地区驻军与撤军、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的反复过程,认为烟瘴影响了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不利的自然环境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经营的巨大障碍。     

《雍正帝观花行乐图》与雍正继位之谜

本文从服饰、礼仪制度入手,解读所谓《雍正帝观花行乐图》的内容和年代,揭示其当为与雍乾继位有重要关系的牡丹台纪恩图。由此重新审视雍正继位问题,指出:少年弘历是雍正争取皇位的重要筹码;雍乾两帝在康熙传位问题上,都宣传康熙传位于他们父子俩,即慎选雍正、默定乾隆。论文还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对雍正继位疑案和其秘密建储等问题提出作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