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年鉴编纂与出版

当今互联网已经从电脑发展到手机,全面走向网络化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二十年.和其他行业一样,网络化也是年鉴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网络版年鉴不可能完全取代纸质年鉴.本文从年鉴载体、组稿编辑、年鉴内容、网络出版等四个方面探讨网络条件下年鉴的编纂与出版.     

简志出版状况及其编纂探讨

简志编纂出版古已有之。当代简志编纂首先应明确定位使用功能,在准确认识和把握地情的前提下,从篇目拟定、资料舍取、撰写编辑等各方面统筹安排,围绕使用功能定位,紧扣“简”字作文章。     

第二届新编县志分册编纂、出版的设想

第二届新编县志以大篇体为基本框架分册编纂、出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的新形势,有利于对县志资料的重新整合、扩大志书的容量,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有利于读者选购、使用县志。     

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米罗诺夫吉林大学讲学综述

2005年6月10至31日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历史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教授再度应吉林大学之邀前来讲学,米氏8次讲座新意纷呈,其中两次专讲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综述如下。苏联时期史学理论范式失衡及其后果米氏认为,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都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确定研究对象与如何组织事实。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理论范式的指导。历史学家运用的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领域借用过来的。目前,社会学领域存在三种基本理论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论、社会冲突论和象征相互作用论(亦称符号互动论),其中…     

图像志编纂出版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

图像志是图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图像志(人物和地理)编纂出版实践,重点阐述图像志出现的背景、发展趋势、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认为,图像志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学术发展背景。图像志的编纂出版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记忆保存需求的基础上,还承担着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功能。当今方志编纂中应有意识地编纂图像志,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让方志工作"活起来"。     

浅谈编纂出版年鉴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首届修志任务的圆满完成,全国各地的年鉴事业正蓬勃地开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年鉴事业由小而大,迅猛发展,充分显示了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然而,年鉴的编纂出版史与方志相比毕竟短暂,其编辑出版工作在不少地方还刚刚起步,甚至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迄今尚未有一本公开出版的年鉴。对此项事业人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快捷高效地开展此项工作,充分发挥年鉴的“资政、信息、窗口、育人和存史”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     

广州市黄埔区村志编纂出版工作全面启动

2006年3月15-17日,广州市黄埔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广州市从化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召开广州市黄埔区村志编纂工作动员会,并举办“广州市黄埔区村志业务培训班”。14个有村志编纂出版任务的社区居委会都派员参加。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陈泽泓副主任到会讲话,黄埔区地方志办公室陈华祥主任受区分管修志工作的领导委托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会后,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业务指导处胡巧利处长为地方志编纂人员讲授编修村志的理论课;原黄埔区地方志办公室崔大经主任讲解村志篇目及要素内容,并结合本地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帮助学员理解村志编写的基本要求;授课人还对村志编纂人员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一一解答,使学员学到了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知识与方法,为全面完成村志编纂出版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次动员会的召开以及培训的举办,标志着广州市黄埔区村志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的实践与思考

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提出“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的目标后,海南年鉴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取得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的历史性突破。随着年鉴事业不断发展提速,高质量发展既是地方年鉴编纂出版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年鉴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梳理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的历程,总结经验和不足,从“快”“质”“面”“用”等方面对海南地方年鉴编纂出版应对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深圳市史志办出台区志编纂与出版要求

7月23日,深圳市六区史志办主任工作会议在市史志办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市史志办主任黄玲主持,市委副秘书长张骁儒到会参加并讲话。     

吉林省地方志系统编纂出版图书质量评估会召开

2011年7月27～29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吉林市组织召开“2010年度全省地方志系统编纂出版图书质量评估会”。这是吉林省首次对全省地方志系统编纂出版的图书进行质量评估。从2011年开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决定,每年对上一年度全省地方志系统编纂出版的方志类图书进行质量评估、分类定等。     

30年代的中苏文化交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于外交方针的需要,着手恢复和改善中苏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内反苏宣传活动,企图以开展中苏文化交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一状况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介绍苏联文化,增进中苏文化交流,宣传中苏友谊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苏文化交流的高潮。     

An Economic-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Location of Farm Production by Reg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 standard model for the optimal use of production capacities is modified by two additional conditions to yield a model of the optimal 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two conditions are design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soil-depleting effect of various crop groups and of crops whose sown areas must be limited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model was used in 1961 and 1962 for 16 crops and 24 regional un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