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正>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往一直保持平静的边境地区也开始出现紧张局势。有鉴于此,中方主动提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却被苏方拒绝。一直到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后,苏方才接受中方建议,开始第一轮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也未能签订任何协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过,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所取得的经验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

1989～1992年是中苏(俄)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包括三个阶段: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1991年);建立睦邻友好原则(1992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正常化"是核心,它贯穿其间,使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中苏关系之所以实现"正常化"主要是由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此外,灵活的政策运用在处理"三大障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中苏关系正常化,对后来的中苏(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奠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走向分裂,中国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随之波动。其中,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关系恶化尤为严重。然而从1963年年底开始,出于现实外交利益的考量,民主德国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不久后,中共中央也正式做出了争取民主德国、分化德苏关系的决策。此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合作,是中国和东欧各国关系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一旦双方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中俄深化档案汇编合作的重要成果——《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评介

<正>中俄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两国各有特色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为促进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①特别是1949—1960年间,两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十分密切,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合作成果颇丰。但长期以来,记录这段历史的相当一部分档案未公开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文化交流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史料选辑(一)

本专题史料反映了国民政府组织参加1933年暨1934年续办之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的详情经过。中方这两次参会对于发展海外贸易、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1937—1938)

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以巩固边防安全为由,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中国人1万余名,远东华人群体为之震怖。中国驻苏使领机构要求停止滥捕,但苏联态度强硬。中方虽与苏方进行了艰苦交涉,但时值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渴望获得苏联援助,故在交涉过程中投鼠忌器,亦未向国内媒体透露苏联在远东排华之事。为尽量减少华侨所遭痛苦,最后只得寻求妥协办法。不过,经两国交涉,且因国际形势变化,苏方态度有所软化,并最终下令停止从远东地区强迫迁移中国人,准许他们"自愿"迁往新疆,但这种所谓"自愿"迁移本质上依然带有强制性。已被定罪的华人多数并未因中苏交涉而被释放,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     

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一)

1977年8月底,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时说:"过去我们两家吵架,主要是我们方面不对,但也不能说你们讲的、做的都正确,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你同意不同意?"铁托非常赞同邓小平对两党关系问题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中南两国关系,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国民政府军委会、外交部等为筹备中国访英团出访事往来函电(1943年7月-11月)

1943年11月,国民参政会组织"中国访英团"赴英访问。本组史料反映了驻英大使顾维钧、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等人为该团访英行程安排、言论要点等诸多事宜进行磋商的情况。     

我所亲历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下)

香烟的特异功能这时我又饿得饥肠辘辘、神志恍惚、步履维艰。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三四十岁的老兵从身后擦肩超过,他放慢脚步,转过身来问道:“小兄弟,你身上带着烟吗?”这一问,我忽然醒悟过来,自己上衣口袋里,真有包拆封的“大生产”牌香烟。该烟产自沈阳,是东北地区的品牌烟,其地位和价格与上海的“大前门”相当。彼时,国内人民发起犒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活动,慰问信和各种慰问品运抵朝鲜并分发给广大基层官兵,香烟系其中之一。     

英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1956—1958)

1956年,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是否同意、如何回复成为英国政府“公认的困难问题”。英国外交部、殖民部、英国驻华代办处、港英政府等均参与了讨论。驻华代办、港督存在不同认知,而他们所属的外交部和殖民部考量不同但意见高度一致。外交部注重将其放在冷战格局下的英美关系、英中关系考量,特别是考虑台湾因素的影响。而殖民部主要着眼于香港的内部稳定以及对英国远东殖民利益的影响。从拖延到拒绝,英国的反应是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下对英中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反映了香港在西方阵营中战略价值的提升,折射出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又试图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争夺人心以维护在香港的殖民利益。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一)

1983年1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在这期间,由于分管外交部西欧司和港澳事务办公室,我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在幕后,后来走到前台,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十分曲折复杂,中方的谈判工作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论俄(苏)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由于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俄（苏）史学界十分重视中国东北史的研究,撰写出版了相关著作数十部、论文数百篇,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是俄（苏）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俄（苏）的中国东北史研究具有全面性、注重第一手资料及中国学者的著述、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点和体系、经历了从域外到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和建立起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等鲜明特色;但存在诸如否认东北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否认中俄东段边界形成的历史和否认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等问题。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

本文综合利用新疆地方档案馆、俄国档案馆、新疆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历史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讨论了１９４４－１９５０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中国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文章认为,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是十分微妙的,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变化无常,时而与地方政府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鼓动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标是保持战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苏联在新疆地区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在战后对华政策中,就其重要性而言,新疆排在蒙古和东北之后,故而成为苏联调整对华关系的外交筹码,这正是苏联对新疆政策时常改变的基本原因。     

中国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与外交部等来往文电(1937.10-11)(一)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开幕,中国出席会议代表为顾维钧、郭泰祺、钱泰.24日,会议通过<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后,宣布无限期休会.与布鲁塞尔会议相关档案史料,本刊1989年第二期曾刊发<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外交部与各方往来文电选>,以下公布者选自馆藏外交系统档案.     

黑河市(瑷珲区)对俄贸易回顾和展望

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被称为"中俄双子城"。1987年9月1日,黑河率先开通了对苏联易货贸易。双方贸易得到快速发展。黑河市(瑷珲区)应充分发挥对俄区位优势,加大沿边开放支持力度,深化地方和民间沟通交流,加强对俄科技合作、优化贸易结构、拓展贸易方式、培育龙头企业,以拓展双方发展空间,促进双边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倪征(日奥)——从外交部专门委员到国际大法官

倪征(日奥)是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任新中国大法官。我作为晚辈,断断续续同倪老在外交部共事、相处并聆教近50载。此文记述我与倪老50年交往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我所经历的立三路线的失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五)

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留苏学生回归祖国一般均须先到上海,因为党中央在上海,工作分配须经党中央的指派;另一方面是留苏学生归国时为了避免被间谍跟踪,必须隐蔽一个时期,然后由秘密交通陪同,送到中苏边界,方可偷越国境到一个秘密联络站,尔后就独立行动,多数是搭火车回到上海。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研究》

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史不仅是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本书既介绍了日俄共同侵略中国的"两强凌一弱"格局,又有中苏联合抗日的史实;既有双边的敌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