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走廊”对平地瑶历史迁徙和经济交往的影响

"湘桂走廊"地区是平地瑶比较集中的区域,其历史上较便捷的交通和较坚固的经济交往条件为平地瑶的迁徙聚居提供了保障,同时,平地瑶的到来也进一步强化了"湘桂走廊"的民族经济交往功能。     

清代河西走廊“乌牛坝水案”中的官方应对

清代河西走廊“乌牛坝水案”中,官方在判词与实断之间采取折中之术,一方面在言辞中斥责乌牛坝之强抢,并对其进行惩戒,却在实际裁断中不断对其让步;另一方面,官府在判词中对高头坝予以怜悯与称赞,却在实际审理中牺牲其利益。判词与实断之间的矛盾,实则源于官府在地方治理中对完纳国赋与息讼宁人的综合考量。官府在公开判词与实际裁断之间寻求平衡,以维系各渠坝之间的利益均衡,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关于编纂《“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志》的构想

黑龙江位于东北亚的中心腹地,是辐射东北亚诸国、连接亚欧两大洲的重要枢纽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志》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重要举措,它可为实施《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打造信息交流平台、提供相关资料、开辟绿色通道,详细记述龙江丝陆带发展历史。龙江丝陆带按通道可分为陆海联运通道、铁路通道、公路通道、水运通道、航空通道等。按产业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又可以哈尔滨为核心枢纽,分为哈大齐(满)、哈牡绥东、哈佳双同、哈绥北黑产业聚集带。龙江丝陆带共覆盖省内及内蒙古自治区51个市、县(区)和俄罗斯、韩国14个城市。论文还对《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志》结构、体例、断限、编写原则、篇目设置等进行了谋划和探索。     

我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的片段回忆

<正>1988年3月,我作为一名中等城市的科技管理干部,荣幸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被划分在科技界。1993年3月,我再次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这个代表全国千余万科技人员的群众组织经过全国政协七届十二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科协成为全国政协组成单位,遂在第八届全国政协设置了科协界(组)。我当时是湖北省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又兼任黄石市科协副主席,因而顺理成章地由原科技界(组)转而划分到科协界     

关于沙洋“五七干校”的回忆

<正>1969年1月,林彪发出"第1号战备令",要求在京的机关、团体和院校的职工紧急疏散。我所在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除留下少数造反派继续监管仍被关押审查的"重点对象"外,大部分职工都携带家属下放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②,同时将户口迁至沙洋。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

黄乃(1917—2004),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原名一寰,是黄兴8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双目失明后,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此后,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

黄乃（1917～2004）,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原名一寰,是黄兴8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双目失明后,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此后,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关于安徽“傻子瓜子”的点滴回忆

1980年代初,仿佛是一夜之间,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名头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身家百万的富翁,空前激励了全国的个体经营者。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事可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傻子”年广久因此大起大落、饱经磨难。《关于安徽“傻子”瓜子的点滴回忆》就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回忆年广九处于人生、事业低潮时,他予以的关心、支持及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深层思考。     

溪口举办首届“亲水漂流节”——三条经典线路体验惊险与浪漫

为了整合风景旅游资源,打造浙东"漂流之乡",溪口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亲水漂流节"活动。6月15日到7月14日漂流节期间,各个漂流点为游客提供8折票价优惠,参与活动的农家乐单位也将为游客提供餐饮优惠。近年来,借乡村旅游发展的东风,溪口漂流特色旅游项目应运而生,从岩头古村漂流到斑竹漂流,再到剡溪漂流,各具特色,吸引了众多游客,旅游高峰期间甚至应接不暇,不得不"限时定量"。在漂流旺季到来之际,当地旅游部门特别推荐三条经典漂流线路——"溪口漂流"、岩头"古村漂流"、"斑竹漂流"。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湛江市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建立湛江市方志馆的建议”提案

在今年召开的政协湛江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由陈保民等7位市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湛江市方志馆的建议”提案,受到了政协湛江市提案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跑月票”的回忆

过去,武汉人把每天乘公汽、坐轮渡上下班叫"跑月票"。"跑",意味着紧张、匆促、急迫、辛苦,也意味着路途长、耗时多、支出大。"月票",既说明有一张月票牌牌作凭证,也说明是天天跑、月月跑、年年跑,一跑就是十几年,从年轻跑到年老,从结婚跑到小孩上学。武汉人"跑月票"是有名的。     

“大办钢铁”运动的回忆

高指标、强力指挥、政治介入、大撤退．是“大办钢铁”运动的一些显著特征,“后院炼铁”“土钢炉”“土铁炉”“熘铁炉”“放卫星”……是“大办钢铁”运动的“特产”。“大办钢铁”运动是四川乃至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     

“聂耳音乐周”引发的回忆

2009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的“首届中国聂耳（合唱）音乐周”开幕式上,人们又听到那熟悉的、激动人心的、由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前进歌》、《毕业歌》等歌曲的演唱。这场演出引发了我对50多年来所历往事的回忆……     

回忆“对口劳动”的岁月

“对口劳动”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专用词语,特指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群体性的特定历史现象,简单生硬的4个字,蕴含了几十万大学生多少难忘的青春岁月!这里面有无奈,有蹉跎,有无可挽回的时光流逝,也有收益终生的收获。     

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

荣毅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在同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者中,是位有声有色、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从对共产党一无认识甚至抱有疑虑情绪的少东家,转变成“红色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直到     

明代河西走廊地区的“渠坝”

明代于各地设立卫所,并开展屯田,屯田的基层单位是百户领导的“屯”。在干旱的河西走廊地区存在近渠而居的传统,常以“渠”指代聚落。明中叶之后,由于边镇缺粮,加上以军户为中心的屯田制度发生崩坏,河西卫所不再以屯为基本单位进行屯田,开始吸纳军户以外的本地族群作为屯丁耕种屯田。本地族群所居住的渠系逐渐演变为河西走廊地区一种特殊的卫所屯田单位“渠坝”。     

党中央和兰州“八办”对西路军的营救活动

在1936年的西征中,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在河西走廊同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浴血奋战数月,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党中央、兰州“八办“对西路军的处境极为关心,利用多种政治渠道和人际关系,组织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使大批被俘、失散红军重归革命队伍。     

民国时期甘肃民勤传统水利秩序的瓦解与“恢复”

本文以清代民国时期民勤"渠坝"关系为切入点,以数起"水案"为主线,复原了1920-1949年民勤传统水利秩序的转折过程。20世纪20-30年代,民勤传统"渠坝"体制已经因内部的"湖坝斗争""移丘户"问题而濒于瓦解,传统水规形同虚设,水利处于失序状态。1944-1949年国民政府和民勤地方政府试图建立政府主导的新型农田水利体系,促进农业发展。但这一过程未能解决"湖坝"对立与"移丘户"问题,当地民众重拾"传统水规"对抗这些新的水利政策,被重新强化的传统"水规"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民国时期在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缺乏改造传统水利秩序的针对性措施,政府力量仅依靠工程技术无法实现现代农田水利体系的建立,也难以真正提升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