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商代考古述略

本文从全面介绍岳阳商代考古的发现开始，首先界定岳阳商代青铜文化的上下时限，同时简略归纳岳阳商代青铜文化的整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岳阳商代青铜文化为两期八段，并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推论岳阳商代青铜文化前期一至四段为二里岗期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后期五至八段为殷墟期本地土著文化樟树潭类型。     

河南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

为配合基本建设,2016年5～7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安阳县辛店村西南发掘了一处大型商代晚期铸铜遗址,清理了一批商代晚期房基、道路、灰坑、窖穴、烘范窑、铸铜遗迹及一大批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铸铜使用的陶范、陶工具及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漆器、玉石器、陶器等。遗址与殷墟宫殿宗庙区直线距离约10公里。此遗址是近年来安阳商代晚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为研究殷墟的整体布局和中国古代冶铸技术发展史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再赏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农具

<正>1989年9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在商代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我国南方的商代单个埋藏单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例,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例,多达475件。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商代的江南历史,一方面说明商文化的辐射范围突破了长江这一传统认识中的商文化"边界",另一方面说明赣江流域在商代已形成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江西新干出土铜鼎修复工艺研究

2006年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博物馆共同举办《商代江南一江南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曾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此次展出为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系列展览之一。为此,特修复了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件青铜鼎,将修复工艺资料总结研究,以示读者。     

沧州市博物馆馆藏铜器选介

沧州市博物馆自建馆以来,通过征集、拣选和考古发掘等途径,收藏了数十件铜器,本文介绍了其中的部分精品,包括商代青铜觚、春秋扁茎斜从青铜剑、战国青铜三穿戈、汉代青铜弩机、汉代青铜错金豹镇、元代铜权等。     

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

1973年冬至1974年秋,在江西省清江县吴城村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那里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青铜、陶、玉、石等器物五百余件,在若干器物上刻划了文字(文字摹本及层位关系等均见本期56页表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第一,在江西发现商代遗址,已发表的这是第一次。清江就是樟树镇,在北纬二十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工艺(续)

三、以镶嵌作装饰的青铜器在青铜器上镶嵌纹饰,有种种不同的材料,从考古发掘看,最早的材料为绿松石。如在二里头时期的墓葬里,就发现有嵌绿松石的兵器。到了商代,出现了嵌赤铜的青铜器,如故宫博物院藏有商代嵌赤铜棘纹戈。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镶嵌工艺空前发展,这一时期镶嵌用的材料,主要有金银、赤     

浅谈殷墟玉器的继承与发展

1928年至193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的小屯村及侯家庄等地进行过多次发掘,取得了不少重要收获。粗略统计,1949年以前在殷墟出土的玉器有1200多件。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发掘取得了更大成就,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商代前期,青铜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商代玉器很快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郑州铭功路、湖北黄破盘龙城商代前期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球、戈、刀等玉器,充分显示了当时开料、琢磨、钻孔、抛光等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商代前期虽然玉器出土范围较为广泛,数量也不少,但缺乏大型墓葬的出土资料,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商代前期的玉…     

抚顺地区早晚两类青铜文化遗存

近几年来,抚顺地区的考古工作有所进展,1975年发现了伴存有商代青铜环首刀,似夹砂红褐陶三足器为特征的望花遗址,继又发现了具有同一特征出土有大型筒式鬲的小青岛遗址,以及清原、新宾、市郊区等地的青铜短剑墓遗存。1980年以来在新宾县和抚顺郊区开展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属于战国以前的早期文化遗址七十四处。其中以夹砂红褐陶三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址五十二处。通过这些材料的整理分析,发现在秦汉以前,抚顺地区曾存在着早晚两类青铜文化遗存(图一),现概述于下。     

近年黄陂出土的几件商周青铜器

五十年代初,盘龙城遗址就常有商代青铜器面世[1],由此很开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的帷幕;七十年代木鲁台山遗址范围内两用古墓群的清理[2],不仅使之高潮再起,还填补了本地区这一历史阶段物质文化的重要缺环。4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黄肢不仅是江汉地区最早发现青铜文化的地区,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近年,这里仍屡有两周青铜器出土,与以前零星出土的情况一样,它们皆分布在低水中淤的干支流两岸,并都出在同期遗址之中或附近,使其归属关系较为明确。器物反映的时间跨度从商代早期延至两周中期。兹选4件介绍一f次：铜爵鲁…     

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

1986年7至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金、铜、玉、石、陶器及数十枚大象门齿和数千枚海贝。其中有许多遗物属国内商代考古史中首次发现,如高大的青铜人立像、青铜人头像、头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像,眼球突出的半神半人青铜“面具”,上身裸体双膝下跪的顶尊铜人,手拿“牙璋”做跪拜状的小型青铜人、枝叶繁茂,上聚各种飞禽走兽和神话传说中人物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玉璋和背面被磨制过的海     

商代王都考古研究综论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也是灿烂的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历史时期。据《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从商汤建国到殷纣灭亡,共经历十七世三十王。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商代王都曾先后换过六个地方,即汤居亳、帝仲丁迁于隞(一说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一说为耿,又一说为庇)、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早年发现的安阳殷墟,被认为是盘庚迁殷以后二百七十三年的商代晚期都城。但对盘庚迁殷前的商代王都情况,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建国后,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使人们对盘庚迁殷前商代王都的认识,为之耳目一新。商代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商代王都的研究,又是商代考古的核心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及发展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远在商代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灿烂辉煌的青铜艺术品,其精美的造型,高超的铸造技艺引起史学、冶金、工艺等各界学者的重视,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寻其起始、探其发展方面多有见解。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我国早期铜器相继发现,学界研究早期铜器的文章时有发表,其中涉及青铜器起源、年代、地域、青铜时代及     

湖北省重要考古发现大事记（续）

湖北省重要考古发现大事记（续）１９６１年在江陵万城西周早期墓中,出土了有“北子”、“父乙”、“曰乙。等铭文和。族徽的青铜礼器１７件。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北子”国原在河南省淇县。周灭商后被迫南迁于湖北江陵．是商代晚期一个重要氏族的徽记,标有这种族徽的铜...     

再论商王朝的衰亡与铅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繁盛阶段,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考古出土商代青铜器含铅量很高,商代后期尤甚。综合安徽何郢青铜时代遗址人骨铅含量的分析、青铜器溶铅实验、殷墟墓葬出土青铜器铅含量的分析和山西绛县横北西周墓地人骨铅含量的分析等诸多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进而证明商代晚期贵族阶层应该存在严重的铅中毒,而铅中毒应为商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

江南的青铜文化比之中原确是起步稍晚。出土文物中早至商代的青铜器数量极少,仅散见浙江安吉、安徽铜陵等地出的爵、口斝等少数几件,其铜器多近中原作风。在湖熟文化遗址中,亦只见出有少量刀、箭镞、鱼钩等小件铜器,反映这一时期江南青铜文化仍处于萌发阶段,而考古发现属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则已数量可观,且覆盖面广,这是江南青铜器趋于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时期。     

灵宝考古的新发现

近年来,在豫西灵宝县的一些地方,初次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器,这是灵宝考古的新发现。这些商代青铜器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地域上的空白,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比属于商代中期的郑州二里岗期青铜器稍晚,但又比属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的青铜器稍早,这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演变、发展和分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介绍于后:     

神树、金杖、筇与蜀文化

蜀地广汉的“三星堆遗址”近年相继发掘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引起了考古、历史、文化人类学界的注目。我们所见到的青铜树高约四米,树下有一圆盘形的底座,座的三方各跪有一小青铜人。树杆挺直,外形似竹而间隔有“节”。上分桠杈,枝条弯曲,枝上缀有花、果实,其间又充斥     

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长江中游地区的古铜矿

长江中游地区的古铜矿刘诗中,曹柯平,唐舒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多处从商代至西汉时期的铜矿遗址。这些采铜遗存与大量出土或传世的精美青铜器相辉映,以丰富翔实的实物资料印证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历史是一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