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筑战略平台——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解读

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发布,日美同盟关系在冷战后结束\"漂流状态\",并确了以提升日本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作为主要目标,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作为主要任务\"。[1]250但重筑的同盟关系能走多远?亚太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本文试图通过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解读,来回答上述疑问。     

二战后日美之间的冲绳行政权归还交涉

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收复冲绳主权。经过日本历届政府多年的努力,到佐藤政权时期日本终于成功地收回了冲绳施政权,并实现了＂撤出核武器和本土一样＂的归还目标。但日本收回的是对冲绳的行政管理权,美军在冲绳不仅依然保有其军事基地,而且还拥有相当的军事行动自由。为此,日美还专门签订一份保障美军行动自由的秘密协定。冲绳问题的解决对于日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外交上的双赢。它不仅成功解决了二战后日美之间的领土问题,而且成功实现了日美关系的转换。从此日美关系从日本对美依附走向了日美相互依存。     

对日媾和与美菲同盟条约的缔结

冷战之初,面对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和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可能导致的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威胁,菲律宾将确保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积极寻求与之订立"太平洋公约",但该构想不符合当时美国的战略考虑,屡遭拒绝。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快对日媾和。由于媾和方案在安全和赔偿方面未能满足菲律宾等国需求,遭到反对。为平息盟国不满,美国改变对"太平洋公约"的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方案,但该方案将日本包括其中,被菲否定。经过博弈,在美国提供正式安全保证的前提下,菲律宾最终接受了媾和方案。     

不确定之美:论文字禅的诗意与连续性

从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来看,文字禅具有丰富的诗意,即文字禅是禅师和士大夫在自由时间内的自由精神生产活动.从传播媒介来看,文字禅具有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连续性;从表现内容来看,文字禅具有自然与精神之间的连续性;从诠释方式来看,文字禅具有显现与沉默之间的连续性.文字禅的诗意性可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资源,而文字禅的连续性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日本学界各流派的日美同盟论争

日美同盟之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国家大战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在冷战后成为日本国是论争的核心。日美同盟的地位与作用、形式与结构、进程与前景的论争,仍是当前日美两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依据日本学者的日美同盟观与同盟前景的预测,在有限区分几个有代表性的学派或流派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内的同盟论争进行了整体性的归纳和梳理,力图通过日本国内的议论揭示出冷战后日美双边同盟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从而对日美同盟的维持与变革问题的思索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野田政权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对日本政治与外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野田政权以重塑日美关系为支撑,改善同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调整民主党的战略,谋求日本政治稳定的动向尤其显著。在政权面临再交替挑战的微妙时期,日美关系的调试承载着美日多方面的诉求。野田政权与奥巴马政权以四大课题为核心,对日美关系进行战略性安排、策略性地修复,其实质在于解决或跨越难题达成双赢,稳定和强化政治支持谋求长期政权。     

日美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1945-1955)

日美核能合作是迄今世界上唯一原子弹“轰炸国”与“被炸国”之间的合作。美国对日核政策的演进路径既是其全球战略的内在要求,又是绑架日本依赖美国发展核能构想的必然产物,更是约束日本核武装诉求的因应考量。“天佑论”“无核战败论”与“产业革命论”等认识逻辑,折射出日本对核能需求的内生性与主动性。日本与美国合作的意图在于打破发展核能的政治限制,摆脱技术落后与核材料不足的瓶颈约束,提升本国发展核能的研发水平,进而为潜在拥有核武装能力创造初始条件。揭示日美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既客观铺陈了日本在与美国核能合作中蛰伏着“军事利用”的选择性与可能性,又有助于理解战后日本将“作为核电的原子能”与“作为核爆的原子能”进行结合的内在逻辑。     

论佐藤内阁时期的日美关系——从依附走向相互依存

佐藤内阁时期（１９６４·１１·９——１９７２·７·７）是战后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日本利用日益膨胀的经济实力,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实力大幅度滑坡、在远东急需日本提供战略合作的有利时机,围绕越南战争、东南亚开发、东亚战略“换肩”、小笠原、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等问题展开频繁的首脑外交,不仅顺利解决了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日美间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顺利实现了日美在远东的战略“换肩”,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日美关系从战后日本对美依附时代,进入了日美相互依存时代,为７０年代初日本结束“战后”时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论“六日战争”对美以关系发展的影响

美以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关系,但也经历了平淡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六日战争\"不仅是美以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反作用于美以关系并夯实了其关系的基础。然而美以关系的基础不断随着时间而变化,其固有的缺陷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     

基于核心资源视角的古城镇家庭旅馆竞合模型研究——以信任、战略联盟为中介变量

本文通过对凤凰古城117家家庭旅馆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旅馆的核心资源通过信任、战略联盟对竞合关系产生综效,其中物质核心资源的作用仅限于促成结盟,社会核心资源进一步影响竞合关系的结构及竞合形态的转换。进一步比较信任、战略联盟在模型中的价值和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目前家庭旅馆的竞合行为还处于初级阶段,经营者对竞合关系的选择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人际互信。     

从困境到理性：村落遗产旅游中的自组织研究——以龙脊平安寨为例

在村落遗产旅游发展中,村民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本文以龙脊平安寨为典型案例,分析其遗产旅游从集体行动的“困境”到“理性”从而实现自组织的治理过程。结合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与自组织理论,本文提出,自组织整合社区资源,形成了集体的理性,其内发性、参与式发展可以有效地治理村落遗产旅游的公共事务,从而实现村落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式旅游发展道路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本文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作为参照系,从旅游事业产生背景和标志性发展阶段分期、旅游事业核心内涵、旅游事业发展重心以及旅游业务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分析,并讨论了中国式旅游发展道路的生命力基础和前景开拓机制。本文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旅游发展道路的生命力基础,与时俱进是拓宽中国式旅游发展道路的强大动力,严格遵循旅游发展客观规律是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方向。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Mexico

Both Taiwan and Mexico have experienced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960s. Taiwan demonstrates that higher income level can be accompanied by falling income inequalities. However, unlike Taiwa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has left the country with a very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Mexico and Taiwan and identifies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Taiwan and to the highly uneve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Mexico.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market-oriented growth does not automatically reduce inequality or poverty. The prospects for better income equ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be greatly enhanced through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imed at redistributing land and skills, facilitating small enterprises, and increasing domestic saving.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ublic Polic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mparative Subsystem Dynamics

Us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mulated by Baumgartner and Jones in a most similar systems study of Danish civil defense and Danish national home guard policy from 1949 to 2003, this article shows how particular subsystem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magnitude and frequency of policy punctuations. Despite very similar starting points, the two subsystems have experienced radically different policy evolutions since they were created back in 1948 and 1949. The explanation, it is argued, is to be found in a combination of Baumgartner and Jones’ model of issue definitions and conflict expansion on the one hand, and some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wo subsystems on the other. Hence,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demonstrate that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certain institutional choices not only enhance stability but also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future conflict expansions and policy punctuations, given th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provided by Baumgartner and Jones.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