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特色与现实意义——以陶行知的实践活动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界各种改革的新思潮风起云涌。作为近代乡村教育的先驱——陶行知,他所领导的乡村教育实践是这场乡村教育运动的典型代表,本文探讨了陶行知乡村教育实践的历史特色,并阐述其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     

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启示——以定县为中心的考察

晏阳初先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乡村建设思想系统完备,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定县实验是其思想理论建设的一次实际应用,并取得了较大影响。现今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但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发掘晏阳初先生乡村建设理论的方法经验,对当今农村社区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建设运动思潮与新桂系在柳州的农事改革

1925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领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从此开始长达24年的新桂系统治时代。在此期间,柳州在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伍廷飏的主持下,开始了以改造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为内容的生产增收改革。这场改革表面上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但却与当时流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是乡村建设运动在广西成功实践的反映。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扫盲和文化教育、引进和推广动植物良种、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移风易俗、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参考,更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遗产.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意义、问题及策略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本文首先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农村自然环境、促进乡土文化传承等方面,分析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其次指出现阶段新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乡村旅游从业者素质不高等,最后在此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提出重视旅游产品开发、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构建长效投入机制、提升品牌营销意识等建议,为新时期新疆乡村旅游产业的壮大与发展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柳州的农事改革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

1925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领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从此开始长达25年之久的"新桂系"统治时代。在此期间,柳州在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伍廷飏的主持下,开始了以改造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为内容的生产增收改革。这场农事改革运动(本文将柳州的这场变革称为"柳州农事改革运动"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以为两者虽然存在交集,而现实上还是存在在很多差别。)既有新桂系军事割据的现实需要,也有深厚的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地方自治政策背景。这场改革运动既立足于广西割据的现实,实际上又超越了军事割据的局限。     

论点摘编

西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以曲水县农村改革试验区为例徐伍达在《中国藏学》2019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曲水县作为西藏唯一的国家级农村改革试点县,率先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试点工作,同时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地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具体问题,为西藏农牧区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促进了西藏农牧区资源要素的流动,激发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梁漱溟“乡材建设”理论基础之剖析

梁漱溟“乡材建设”理论基础之剖析余科杰３０年代中国农村曾掀起过一场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场农村社会改良运动中,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被认为是＂最有力的一派＂,并以其独树一帜的乡村建设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梁氏之所以如此独辟蹊径,是同他对中国...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这种改良性质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无意义可言,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第三、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论新农村背景下的乡村景观保护与规划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茶进行的背景下,乡村景观的发展同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浙江省龙游县的实际,探讨乡村景观的保护与规划的措施和手段．提出山岳、水体、人文、道路、建筑风格、园林绿化等不同元素下农村景观保护与规划的方式、方法,并从乡村景观的绿化层面上点、线、面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景观保护与规划的设想。     

韦丛芜和霍邱的乡村建设运动

本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极度凋敝,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在国统区曾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它最先发轫于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地方,迩后遍及全国大半省区。据国民党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它们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安徽霍邱实验区就是其中之一,其领导人是韦丛芜。本文拟对韦在霍邱的乡建活动进行探讨,以期管中窥豹。     

定县实验与农村复兴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以定县实验为主体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和国民政府倡导的农村复兴运动相结合,使乡村运动走上了“政治与学术合流”的道路,“合流”的结果产生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县政与研究院的双重作用下,平教会的工作得以推进,同时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独立地位。但是,无论怎样,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政府和民间在重构国家权威上的一致性,在自觉地为达到“国家再造”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构成分析——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四清"运动中,约有300万人次的工作队员赴乡村参加了这场运动。"四清"工作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以各级干部、高校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为主。工作队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指导精神,对"四清"运动影响深远。对"四清"工作队人员构成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妇女地位改观,农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也为日后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奠定了基础。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妇女地位改观,农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也为日后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奠定了基础。     

民国乡村教育亲历记

乡村教育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活跃人物有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旨在通过教育农民,改善乡村生活习俗,促进乡村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厉行义务教育,乡村教育逐渐融入国民教育规划,不再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了。解放前,我读了4年简易乡村师范,接着当了两年多乡村小学教师,亲身经历了民国晚期四川内江县的乡村教育。那几年战争频仍,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兼论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大部分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落下帷幕。所以知识青年成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时间段自愿到农村的青年学生的特殊称谓。知青下乡运动与大学生村官的盛行同样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所以文章将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但却有相同境遇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来阐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风波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倡导乡村建设,掀起了一场复兴农村运动。这期间发生了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