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思想发轫过程--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

苏秉琦在1986年全面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与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召开、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在国内公开发表、晋文化研究会和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等四项学术活动有直接的联系.苏秉琦在1985年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阐明的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发展交往的形式与作用,以及陶寺文化形成的机制与意义,为他后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     

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四

<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书稿的完成,为苏秉琦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创造了条件.他将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作为研究史前史的一把"金钥匙",以实现他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的,着重解决中国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等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还针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高涨而史前史研究低落的现状,解释"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文化与文明>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3篇论文,分别代表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过程.其目的是通过探索文明的起源来研究文献以前的历史.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宏观上描述了中原地区原始文化与辽西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交往,迸发文明"火花";并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及对后来的影响,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三阶段的思想,为创建他的学说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思想,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略谈苏秉琦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一

苏秉琦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正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修订于80年代中期,调整于90年代初,而最终确定为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种种论述,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学术研究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探索.     

《历史研究》的中国文明观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明是汤因比研究比较的非西方明中的重要明形态,他在《历史研究》中多次涉及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汤氏重视研究非西方明重要价值,也有其历史局限。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但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可以划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研究的热潮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2000-2011年。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国外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成果缺乏深度了解也阻碍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进行。目前已有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探源工程,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容易得出新的认识,可是在宏观上做总结性的概括则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西方关于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研究的启示

本文是笔者在访问英国伦敦期间收集、阅读西方学者有关文明起源方面论著的心得体会,包括介绍Robert J.Wenke、John H.Bodley、Gina L.Barnes、Stephan Seidlmayer和Sarah Allan等学者的论著,并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研究以及我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些观点对于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文明起源是世界性的大课题 ,长期以来备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从考古学研究角度剖析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代表了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从初始至深入的全过程。礼制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但与世界文明比较 ,中国文明还有其更重要 ,更具内涵的特征 ,那就是血缘集团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 ,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这一特征不仅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界定的西方国家特征存在明显不同 ,而且也是维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夏部族崛起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论述颇多 ,笔者认为若按恩格斯“两种生产”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论断 ,夏部落崛起的根本原因当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 ,夏部族在两种生产中均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论古史重构

近年大量宝贵简帛材料的面世,为古史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建构与重构,是古代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疑古思潮所疑所辨的重点所在。可以预见,新世纪学术的重大发展之一应当就是科学考古对于古史重构的推动。这方面的科学考古既包括田野考古,也包括对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甚至还包括精神考古。     

古苏国地望及其疆域问题

研究古苏国地理及其疆域,应区别古温国与古苏国。古有苏与古温国没有关系,不能把古温邑说成古苏国始封地苏城。古温国在温邑。但苏、温二国关系密切,渊源流长,西周苏忿生封于温,则将苏国与温国合并为一苏国,其分封地望,应在今河南温县上苑村、古城村一带,为古温邑。     

中国礼乐文明之源——以史前乐舞遗存为例

前仰韶时期的乐舞遗存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至仰韶时代晚期陶鼓乐器已为少数权力阶层拥有,龙山时代以鼓磬为组合特征的乐舞遗存标志中国礼乐明的基本形成。     

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夏文化代表了古代文明的诞生,同时又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和出发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个源头而以中原地区为主源,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特点是出现统一的王朝,有一个先进的全国性中心,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     

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分析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应从中国历史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式。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历史。必须区分文明的起源与文明的正式形成,并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要素。     

五帝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首先,热烈祝贺许顺湛先生<五帝时代研究>大作的出版. 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司马迁<史记>第一篇即为<五帝本记>,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准,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城市、青铜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国家的产生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对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