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

中山陵是孙中山(孙文)的陵墓。孙中山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在以他为首的革命派的领导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暴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     

早期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态度的演变

早期李大钊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北洋军阀、改良派和革命派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代。了解李大钊对这三大政治势力的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有助于认识他早期政治思想的特点。本文仅就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的演变及其原因加以考察,以请教于史学界。     

辛亥时期革命派在废约问题上的妥协成因再探

辛亥时期革命派在废约问题上之所以形成妥协,与其废约须先反满的认识、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文明排外的理念、文明国家的理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庚子之后中外条约关系的强化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派对不平等条约的承认,既是不得已之举,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革命派的妥协,既要予以历史的同情,又应看到其失误所在。     

一部有份量的民国史工具书──《中华民国史大辞典》评介

１９１２年 １月 １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终结,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东方诞生。在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用武装斗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算得上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短暂的三个月,但它给后世以巨大影响,它所开创的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伟大斗争,始终…     

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和发动下,袍哥为西南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光复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袍哥迅速采取取缔、镇压的政策,极大地遏制了民初云南袍哥的活动。而贵州、四川则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哥老会采取迁就和放任的态度,致使这两省公口盛行,基本上成为了袍哥的天下。之后,援黔、援川滇军入境,对袍哥进行扫荡,两省哥老会损失严重,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蛰伏状态。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关系的转变,关键在于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     

我的曾祖父辛亥名将朱履先

100年前的武昌起义,揭开了伟大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幕。在全国响应武昌起义的反清爱国风潮中,江苏革命派与清王朝的搏斗最为激烈。其中,朱履先所指挥的南洋新军第九镇南京秣陵关起义和他担任江浙联军前卫司令所参与的光复南京战役,悲壮轰烈,为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辛亥革命史上功垂千古。     

近代革命与历史思想

20世纪初年,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人物十分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作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当时写的并不是历史著作,而是采用了通俗读物或政论文章的形式,以大量中外历史知识作有力的根据,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揭露清朝政府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屈辱投降的本质,动员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清廷,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革命派做的是成效显著的历史教育工作,他们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所采用的通俗浅近的形式更利于广泛传播,因而有力地帮助民众提高觉悟,认清武装革命、推翻清朝才是唯一出路。这一时期,用历史知识宣传革命的出色代表是邹容、陈天华、章炳麟。     

试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章太炎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对于他在政治上、哲学以至小学和经学方面的成就,学术界已经论述很多。但对于他在为创立资产阶级“新史学”方面的贡献,则迄今还研究得很不够。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以及发展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图简略评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们。章太炎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也是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早在上世纪末,他就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他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为此,撰写过大量史学论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杨天宏１９１２年３月３１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具有共和民主性质、可以“伦比宪法”的文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将它悬为国典,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废除君主...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关于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是非功过,历来就有不同评价。有的认为梁启超从伪装革命到公开反对革命,始终是革命派政治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有的则认为梁与革命派殊途而同归,革命派固然居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之首功,梁启超亦应“侧身一席”,因为他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究竟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辨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过是非,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阶级特性。     

贵州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会”的再认识

2004年是辛亥革命前贵州首个革命团体“科学会”成立的100周年。我很同意贵阳市政协杜云峰副主席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他指出：“历史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对自治学社评价很高,以为自治学社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派组织。现在看来,应该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科学会’加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戊戌政变以后的唐才常,一方面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兴中会有接触,思想矛盾,主张模糊。反映在他所领导的自立军,也就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究竟对唐才常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怎样估价呢?究竟自立军是进步的起义还是反动的“勤王”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以为唐才常是在近代中国起过     

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

<正>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     

九十年前关于中国民主问题的一场争论

学习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九十年前,即在1905年到1907年两年间,中国的革命派同立宪派进行过一场相当激烈的论战。论战是围绕要不要、能不能推翻清王朝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个总题目而展开的。以往的近代史著作讲到这场论争时,大都只着眼于草命问题,总是说革命派如何如何有理,而对立宪派则大加批判,似乎真理都在革命派一边。其实,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袁世凯预判中国政治态势,周旋于革命派、清政府、立宪派等各派力量之间,一方面以北洋军的强势压迫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党人的杀气威胁清政府,最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促成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缺乏民主共和思想,他不但没有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妄图坚持独裁专制,复辟帝制,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势力。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性格心理及其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资产阶级革命报刊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傲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里,要动员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通过办报刊、出书籍的方式来广造舆论,深入宣传,以启迪人们思想的。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先后创办的报刊多达一百二十余份。现对中学《中国历史》第三册所提及的几家主要革命报刊略作介绍。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浅析唐绍仪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之原因

唐绍仪(1860—1938)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总理,其历史地位不言自明。通常来说,唐内阁被看作是民国初年"南北"妥协的产物,本文就将从唐绍仪与袁世凯、革命派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原因。     

孙中山与会党

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重视对会党的发动和改造。但在联络、组织会党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存在不足。     

简析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对南洋华侨的“反满”民族主义宣传——以《中兴日报》观点为例

以《中兴日报》观点为例,阐述了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反满”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反满”民族主义的作用及影响;认为革命派对南洋华侨进行“反满”民族主义宣传,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但其中包含的狭隘民族意识,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