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华侨问题逐渐受到晚清政府重视。其中,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堪称代表。他们既表现出对华侨问题的卓越见识,又参与了在新加坡的设领护侨实践。经过二人的先后努力,清政府驻外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东南亚侨民之利益。郭嵩焘、曾纪泽对晚清侨务的贡献颇受肯定。     

清末新政与中国农村早期现代化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单就对农村而言,主要是对农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同时,清政府对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对农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积极努力和影响事实上开启了农村早期现代化的闸门。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王立新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是清末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与频繁发生的教案有重要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传教士的文化与教育活动。本文拟就晚清政府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政策做一初步研究。一、清朝禁教政策的解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限...     

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有利于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广西迁移省会的失败反映了清政府治边行政对策上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边疆重臣试图通过改变行政中心以强化边防的努力,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李鸿章“西游记”(上)

正由于观念和制度原因,在大门洞开、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中,晚清政府依然坚持"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迟迟不设外交部。但严酷的现实是,在不设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外交涉时,却几乎无日不对外交涉。清政府于是乎想出种种办法,设立一些机构、指定一些人员处理对外事     

晚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朝鲜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秩序观以武力为背景进入中国以后逐渐挤压着支撑中国传统对外体制的中华世界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诸条约国对清朝直属领地以及属邦之主权的侵蚀.清政府的对策是藉现有传统制度并西方国际法来竭力维护上述权益.本论文所指出的中外外模式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清政府所推出的一个既包括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元素,又涵盖近代国际法条例的新对外体制.清政府于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朝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便是上述中外外模式的实践.     

“双赢”的《望厦条约》签订始末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对于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清政府方面似乎是心甘情愿,并且有些急迫。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此结果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认为中方也取得了胜利,“是一个双赢的条约”。是什么原因使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情况下仍“自鸣得意”呢？回顾一下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过程便不难理解了。     

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

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赵云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蒙古、东北的封禁政策,允许汉族人民前往垦荒种植;《辛丑条约》签订后,封禁政策全面废止,汉族人民进入蒙古、东北等地出现高潮,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政府改变对蒙古、东...     

《蒲安臣条约》历史成因考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清政府启用外国人蒲安臣担任对外使团领袖,是一种外交创举和追求变革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成了这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意图扭转不利的外交局面,学习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势力扩张。这种愿望促成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真执行外交任务的精神也促进了条约的顺利签署。外交政策实则体现了国力兴衰。     

晚清政府的侨务、外务与国际形象的重塑——以1906年旧金山地震赈济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通过对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中外历史文献的解读，探讨清政府对旧金山受灾民众及华侨的经济援助、道德关怀与政治声援，梳理清政府重塑国际形象的历程，并分析其原因所在。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发生后，驻美公使梁诚及其他官员即组织对受灾华侨开展救济，同时向清政府求助。清政府以国家名义向美国政府表达了对受灾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国内一些长期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也纷纷捐款，其中以广东、湖北、江苏表现为最，但清政府的经济援助被美国政府拒绝。清政府对旧金山地震的赈济，是争夺华侨经济资源、寻求华侨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也是为重塑国家形象的努力。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之间的“情报战”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基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外闭关锁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于对夷情、夷事的了解,情报观念淡漠,致使情报搜集粗简,分析、预判失措,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而英国深知情报对于战争的意义,多方搜集,严密分析,合理预判,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

天津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事件,也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战和问题上的第一次摇摆。但迄今为止,对天津谈判的研究仍属寥寥,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在禁烟运动中态度强硬的道光何以同意与英军谈判、采取“羁縻”政策?就性质来说,这种“羁縻”是否就是妥协投降?确立这一政策,道光与琦善等人各起了什么作用?“羁縻”政策对后来的战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总体对外方针的研究,从而对清政府如何由抵抗转向投降作出科学的说明。     

和记洋行

和记洋行旧址位于南京下关区宝塔桥西街168号,现为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厂址。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对外通商的口岸急剧增加,     

同光年间清政府对遣使设领态度的转变──晚清侨政研究

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华侨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光绪初年开始的对外派遣使领人员借以保护海外华侨，是其政策转变的显著标志。本文着重探讨清政府对外遣使设领的背景，分析清政府政策转变的动机和影响，借此说明其转变所带来的意义。常设使馆制度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产物。15世纪以来，首先是在意大利出现常设使馆，随后又渐及西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它成为普遍推广的外交方式。从国际角度而言，每个主权国家都享有使节权，其是否行使自身的使节权，则由各国依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使节权的内容包括国家派遣和接受外…     

再论耆英外交

耆英在鸦片战争末期竭力促成清廷对英投降,对《南京条约》的订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是清政府对西方政策的重要策划者和主要执行者,其外交活动没有改变投降性质,那种肯定耆英在中英围绕《海关税则》的谈判中的行为,认为他坚持禁烟立场、以睿智收回舟山、理智处理中外冲突事件的观点不能成立;耆英没有改变、而是沿袭了清朝消极对外的不良积习,并未超出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藩篱,他也没有"师夷长技"的坚定志向和实绩。肯定耆英对外开放、平等、开明、进步的观点并无根据。     

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

留学政策是晚清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随着中德贸易和外交往来的开始,以及中国人对德国认识的逐步加深,清政府开始陆续向德国派遣留学生。1876-1911年的中国留德学生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留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德学生主要来自湖北和江浙,他们在德国的学习以军事训练为主,但后来逐渐转向法律和自然科学等科目。留学生的管理对清政府来说是个难题。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加,中德双方都在努力探索解决方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载洵、萨镇冰的欧美日之行

清末宣统年间,海军筹办大臣载洵、萨镇冰奉派前往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察海军。此次欧美日之行成为当时中国海军重建和清政府对外交往上的一件大事,受到世人瞩目。 清海军自甲午战败后,恢复十分缓慢。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为维护其风雨飘摇     

关于咸丰时期钱局与铸钱的考证

清咸丰时期(1851～186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采取对外妥协求和．对内利用曾国藩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策略。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巨额军费开支。清政府在咸丰三年开始发行大钱来弥补财政资金的     

从公使驻京看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对外认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终于实现公使驻京的目的。公使驻京的实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折射出晚清外交的屈辱历程,也反映了清政府对外认知的被动、迟缓和顽冥不化。     

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

晚清时期,由于领事裁判权有着种种弊害,中外双方均感不便,产生了改进这一条约特权的意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和英国均谋划补救之法。英国提出"混合法庭"方案,为清政府所接受,但这一计划归于流产。"滇案"对领事裁判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审"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混合法庭"的变通;赫德提出新的方案,亦为清政府和不少官员所关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激起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强烈要求。清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采取了改革司法法律制度的实质性行动,但陷入了不易解套的困境。清政府的谋划和努力收效甚微,与日本比较,它存在着种种失误和弱点,它所背负的沉重的传统包袱,限制了它的思路和作为。其局限和教训,对后世无疑是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