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汉代楚文学新变

鉴于秦“严而少恩”,致使国祚短薄,故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韬略。以至于儒学式微。儒学虽在民间以私学形式仍有流传,却一直未被纳入官方正统思想系统。此状态至武帝时期才有所改观,官方思想从黄老之学向儒学转变,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必然对风靡汉初文坛的楚文学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文学主题上,是反映儒学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逐渐占据上风;反映在文学形式上,是反映散体赋巨丽之美的审美追求渐渐成为文人的共识;同时,儒道互补局面渐成,从而推动了汉代南北文风交融的进程。     

浅论汉代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原因

独尊儒术思想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浅要探讨汉代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原因。     

百家之学与独尊儒术

百家之学与独尊儒术葛志毅历来论及西汉经学的发达,多注意到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提倡与利用,而往往忽略儒学本身的发展。实际上,战国秦汉的百家之学足可称其学术上的根源。不容置疑,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一代学者的治学倾向,产生极大影响。如主父偃本学长短纵横术,...     

两汉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关系探析

汉文化系统作为我国历史上继先秦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文化高峰,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而探讨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从简帛材料看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质

将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云梦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简帛材料与传世文献比勘,重新审视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质:"无为"只是手段,"治"才是目的,与汉宣帝口中杂以霸王道的"汉家自有制度"无分彼此。道家以"道"为起点,从老子开始,经百家争鸣,与阴阳、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杂糅之后,变为两大支流:一支经稷下学者改造为"君人南面之术",亦即"无不为"的黄老之术;另一支由庄子将"独任清虚"放大为"无为"。《史记·论六家之要指》本已拨云见日,惜乎汉武之后,道家风头被儒术一遮,黄老风头又被老庄一遮,黄老之术的真面目才朦胧模糊起来。     

从“大一统”谈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杂糅先秦诸家、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理论形式、以中央集权为理论核心、以"独尊儒术"为文化诉求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维护日臻成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统一的政治信念、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大一统”谈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杂糅先泰诸家、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理论形式、以中央集权为理论核心、以“独尊儒术”为文化诉求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维护日臻成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统一的政治信念、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秦史误读与汉初礼乐文化的重塑

秦朝灭亡后,儒家摆脱了长期受法家压制的处境,迅速振兴。汉初儒生主观上对秦史作了误读,片面地将秦亡的责任归咎于纯任法制。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辕固生等儒生或受到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在汉朝基业草创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几代帝王产生了较大影响,逐步扶正了儒学在当世学术中的主流地位,确保了儒学取代法学成为当政者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为礼乐文化在汉代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主张“儒家伦理促进经济发展”,曾在学界一度流行。由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要讨论的东亚“现代性的采借”,不同于韦伯要讨论的西欧“现代性的始发”,加之儒家和新教宗教形态、社会作用模式都有不同,“韦伯命题”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意义有限。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过多地依赖韦伯理论,采用单调的对勘比较法建构逻辑,就不免产生过多牵强附会的比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它迎合了学术思想界一些价值需求,使得这一学说论调多于论证,最终变成一股泡沫化的“思潮”。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儒家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处理好与其他文明形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曾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主流的儒家政治文明的关系。本文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把握二者的关系。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时期,海外不少学将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二代(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是汇合着全国各地化精英的结合体,而皖籍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显     

儒家人性学说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人性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假设,而不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描述。由于重视参验的思想方式所决定,传统儒家无法用纯逻辑的方式论证人性,而试图用现实生活中人的善恶说明人性的善恶,于是,儒家的人性论便陷入了逻辑的悖论。性善论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善从何来”,宋儒把道德善外化为天理,做出了绝对的道德承诺,但是却通过“禀气说”最终论证了人与人之间在本原意义上的不平等。等级结构——人治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逻辑归宿。     

解读先秦儒家生态思想

建设生态文明,一方面我们要不断促进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不断研究和总结先哲给我们遗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先秦儒家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增强构建生态文明的自觉意识,提高构建生态文明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儒家学说与汉初政治关系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汉初墓葬的陆续发掘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讨论,揭开了汉初儒学与儒生研究的新篇章,"汉初统治思想为黄老学"说开始受到质疑。围绕汉初儒学及儒生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汉初儒学发展研究,儒生生存状况研究,以陆贾、叔孙通、贾谊为代表的主要思想家研究。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需关注,如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内在统一性的把握、人物研究缺少深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等。     

法家思想中的儒家因素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最早体现于管仲的相关论述中,经由李悝、吴起、申不害、韩非子、李斯等人而得以发展壮大。法家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是"以法治国",即强调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对社会的管理,这些思想具有相当的实践性。法家思想脱胎于儒家思想,李悝、吴起、韩非子等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形成其思想体系时都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从而使法家思想中内含有丰富的儒家因素。     

儒家关于“学”与“思”关系的思考——以宋明儒家为视角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者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先秦儒家开始就对此有过深刻的思考,宋明儒家学者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进一步发展了先秦儒家学者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关于"学"与"思"关系的独到见解。     

也谈儒家与民主: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一2011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彭国翔先生的文章《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对中国儒家的学说高度评价,倍加赞扬,这无可厚非。但文中某些地方的阐述,论据不足,含混片面,夸大儒家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把晚清以降、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某些人称之为"现代儒家人物",继而甚至认为传统儒学几乎是新时代学者们的智慧渊源,这就未免让人疑窦丛生了。     

先秦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

科技与伦理的结合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科技必当以伦理为依托,伦理也要与科技相参照。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对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     

论"五四"时期儒家道统之接续

接续是指对儒家道统在承继基础上予以新时期之创发,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异构是接续传统儒家道统,构建现代道统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佛学、西学的批判、比较,以求其异,以此来彰显和重构儒家道统."五四"时期,在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通过反省传统儒学,以宋明儒家道统论为其理论渊源,通过中、印、西之比较而进行批判,分明壁垒,吸纳佛学的思辨体系或西学某些概念,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凸显儒学特质之优长及其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试图以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