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朝至唐代塑像、壁画中频频出现,通常由胡人牵引,满载货物、用具,它们的形态、组合、驮载的物品等,暗示着当时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其图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的交流、信仰观念的传播、不同的文明的碰撞融合,蕴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唐文化。     

新出中古墓葬壁画中的下层胡人艺术形象

本文利用新出土墓葬壁画上的胡人图像,探讨中古时期下层胡人的生活状态,并藉以了解胡汉融合后的生活空间。这些壁画所表现的胡人,有现实的映照,也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其图像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为美术考古带来了新的思考。胡人形象在中古壁画中的集中涌现,说明墓葬壁画不仅仅是追祭纪念的媒介,也是审视中国中古时期胡汉融合、构筑国家形态的图像依据。     

两汉时期胡人内附的特点

两汉时期,胡人内附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地位之高、范围之广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通过对内附胡人资料的梳理分析可知,两汉时期胡人内附呈现出已被迫内附为主、内附总体规模较大、内附胡人具有反复性等特点。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正2016年12月出版/98.00元本书辑录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自21世纪以来发表的,新出土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研究的论文13篇。其中北朝、隋唐北方胡人墓志的考释文章4篇;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六胡州"及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文章4篇;相关胡人墓葬出土的"乐舞图像"中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文章2篇;全书附录则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章1篇。     

从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图"论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

自上古时代至秦汉,巴蜀之地业已存在的蜀-印度民间通道的存在,为包括广汉郡在内的巴蜀民众,以民间交往的形式,接触、容纳胡风与胡俗,提供了前提保证。活动于巴蜀的寅人,以天性劲勇、劲锐善舞、俗好鬼巫而著称于汉代。在崇信巫术的时代,在喜爱歌舞的部族活动地带,踏歌而舞的“胡人舞蹈”一旦传入,因为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相通,就不会遭遇到排拒,完全可能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图像辨析

麦积山石窟169、69窟间浮塑交龙装饰龛楣图像,长期被一些研究者误读为“伏羲女娲”,并与天水作为“伏羲女娲”故乡的人文背景相联系。本文在详细考察洞窟图像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经典与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参照国内其它石窟的龙装饰图像的情况,指出交龙龛饰的石窟造型图像是佛教中“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持佛法的龙众,是佛国世界的守护神。麦积山石窟交龙龛饰图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伏羲女娲”无关。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记一件唐代执壶

记一件唐代执壶偶读唐诗,发现许多唐诗提及胡人乐舞,诸如“羯鼓声高众乐停”,“胡琴琵琶与羌笛”,以及“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等等。说到胡人乐舞,不由想起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一级文物唐代点褐彩贴伎乐人物执壶,其上贴塑的伎乐人物亦与胡人乐...     

“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

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了许多胡人的形象,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入所出现的场景中去考察。汉画像中的胡人经常出现在车马出行的场景中,可分为两类:一为胡人导引,一为胡汉交战。此类画像中车马出行的目的地是西方的西王母仙境。时人认为西王母在西域之西,居住于西域的西胡,一方面可以作为去往西方仙境的引导者,一方面又可以是阻碍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升仙路上能得到胡人的导引,一方面又希望打败阻碍的胡人,到达西王母仙境。汉代丧葬艺术中出现的许多胡人形象或许与此种对西方仙境的信仰有关。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