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长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移民:事项背后的隐喻——苗威著《高句丽移民研究》书后

本文是对苗威教授《高句丽移民研究》所做的伸展性评论.作者从苗著撰写的动机出发,指出高句丽移民的主旨方向与中原勾联,主要出自后者对周边的吸引力;而此种吸引力则系中原中心与周边外围二元制构架中前者具有的主导性所致.这个体系也被学界描述为东亚社会特有的宗藩与封贡体系,体系内外政治体之间存有非均等的差序地位,《高句丽移民研究》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这一范式之上,从而将移民的中原旨向赋予价值论断,契合了主流话语的叙述惯例.     

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高句丽使者身份考

集安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墓葬壁画中武士首服以鸟羽为饰。创作于唐代的撒马尔罕市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西墙壁画中有两位高句丽使者,身着武士服装,首服亦以鸟羽为饰,但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冠插鸟羽的其他武官职能有所不同,其身份值得深入探究。高句丽位于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可确证中原鹖冠传入高句丽,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西墙壁画中高句丽使者首服应为鹖冠。高句丽正五品官职大兄正对应中原王朝头戴鹖冠的左右郎将等武官,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的高句丽武官使者身份应为大兄,表明高句丽晚期武官可兼使者职能,使者官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铭文新说——兼论4世纪朝鲜半岛的汉人遗民与移民

墓志铭所见冬寿和镇的官衔皆为高句丽所授。冬寿墓刻意回避平州字样,是因为东晋封赐慕容皝的头衔中有"平州刺史"。镇曾在371—376年间任前秦幽州刺史,约于385年奔高句丽。两者皆在高句丽生活20余年。两墓铭文对照,既反映出高句丽管理中原移民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原移民对高句丽政权认同心理的变化。     

地缘政治视野下的隋唐征高句丽之战

隋唐两代之所以征高句丽,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首先,这是中原王朝统一战争的一部分;其次,高句丽已经成为隋唐中央政权在地缘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再次,从维护以中原王朝东亚朝贡体系这一地缘政治体系的角度出发,隋唐两代也必须征讨高句丽。     

高句丽古墓壁画反映高句丽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

本文从高句丽古墓壁画上,阐述了高句丽民族八个方面的 生活习俗,基本概括了高句丽民族生活习俗的全貌。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 ,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人类的向前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又 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随着文化交往的增多,文化生活习俗也是互相影响的。高句丽文化生活 影响了中原,中原发达的文化也影响了高句丽。     

论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

金代女真人的宗教,有女真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又有从中原传入的佛教和道教。为适应多民族统治的需要,金朝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采取兼收并蓄、限制、利用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曾左右了宗教的发展,使其为女真统治服务。金代宗教有新的发展和开创,在发展中适应经济、政治的统一,显示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     

高句丽民族的婚丧习俗及宗教信仰

本文依据文献与考古资料,阐述了高句丽民族的婚姻、丧葬及宗教信仰三方面的习俗,并揭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反映了高句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互融性。     

浅析我国境内高句丽壁画墓的发现与内容

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壁画墓发现较多,而且内容丰富,富于民族特色和古人审美观念,也反映出中原文化对高句丽民族的影响。     

试析北魏与高句丽的封贡关系

高句丽与北魏相遇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魏燕战争后,两个政权在各自的疆域演变中成为邻国,极大方便了彼此的往来,二者的交往形式主要表现在频繁的朝贡和册封,说明它们的臣属关系明确,高句丽属于中原王朝管辖,北魏以高句丽为属国。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

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问题 ,关系到二者是否为同一血缘 ,渤海是否为高句丽继承国 ,并涉及到古朝鲜的国史体系诸问题 ,因此倍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一些国外学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 ,极力主张渤海国是由原高句丽人领导 ,并继承高句丽传统文化的高句丽国的继承者。朝鲜半岛从而由过去的三国鼎立变为南北两国并立。其实从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上看 ,渤海与高句丽属于不同的族系 ,二者之间没有血缘上的联系 ,它们同为中原王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     

高句丽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成就--评王绵厚的《高句丽古城研究》

王绵厚先生的《高句丽古城研究》(下简称《研究》)由文物出版社于 2 0 0 2年底出版了 ,这是高句丽学界一件大事。该书以古城考古学为研究基础 ,整合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民族文化史等多学科 ,既着眼于高句丽古城考古学的研究 ,又在古城史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涉及高句丽史、高句丽政权史、国家发展史以及高句丽历史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周边民族文化的关系史。该书从更深层面触及了高句丽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 ,把高句丽的历史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历史深度。《高句丽古城研究》共设十二章 ,其中第一章为绪论 ,第十二章是余…     

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对象辨析

本从天神类崇拜、地祗类崇拜、人祖类崇拜等方面,对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对象进行了辨析。认为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虽然具有一定特点,但却是源出于中原,变系于中原,高句丽人精神世界浸透着的是中华化的基本成分。     

隋唐时期收复辽东的战争

辽东或称辽左、辽海,泛指今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自战国燕置辽东郡始,辽东地区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其领土重要组成部分。5世纪初,前汉末年兴起于浑江中下游一带的高句丽逐渐强大,趁中原王朝衰弱之机,逐渐占有辽东地区。在汉代郡县区域内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和南北方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为其藩附;在经济上,向中原王朝纳贡。隋朝建立后,用兵东北,意在收复高句丽地方割据政权统治下的辽东。隋朝灭亡后,唐朝初年继续用兵辽东。这是隋唐统     

玄菟郡的内迁与高句丽的兴起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兴起于玄菟郡内,考证《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记相同内容的一段话,可以看出玄菟郡对高句丽的管辖,在公元2世纪初玄菟郡第二次内迁之后有所变化。内迁之前,高句丽在玄菟郡界内,高句丽直接从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帻",高句丽县县令主管高句丽的户籍;内迁之后,高句丽不在玄菟郡界内,高句丽县县令不再主管高句丽的户籍,高句丽接受"朝服衣帻"的形式和地点也发生改变。尽管如此,高句丽对玄菟郡的隶属关系仍继续保持。魏晋之后,玄菟郡继续削弱,于是高句丽开始接受中原王朝的直接册封。     

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立政权,但仍和原高句丽族一样,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四郡削弱之后,高句丽政权又连续接受中原、南方政权的册封,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改称的时间,严格地说,是在5世纪末。宽而言之。则是5世纪。     

高句丽史上的外来族群问题研究

外来移民在高句丽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族群认同的维系与嬗变是理解外来移民与高句丽社会关系的关键要素。夫余人迁入并与桂娄部结成联盟,塑造了共同的祖先记忆,奠定了高句丽族兴起的基础。沃沮、东夫余、北夫余、韩秽等族裔政治体成为高句丽藩属,经过城邑建设、政治体离散,在语言相通和文化相近的助力下,完成了族群融入,为高句丽疆域扩大和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大量进入高句丽的中原流寓民,以边疆族团、聚族而居、妻以游女、与高句丽人错居等不同方式融入高句丽社会,其融合速度和程度均呈现不同的历史面貌。     

从唐墓志看入唐高句丽遗民归属意识的变化--以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一族及权势贵族为中心

高句丽灭亡前后,有大量高句丽人在各种背景下迁入唐土,其中包括末代王孙高震一族,以及一些上层权贵.他们或被安置在辽东,被唐朝廷利用来镇抚亡国之民,或作为番将,凭军功辗转进入禁军系统.这些高句丽遗民,从亡国之初与唐朝对抗力争恢复旧国,到两三代以后,逐渐转向认同并接受中原文化,归属意识(自我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     

粟末靺鞨与渤海国

本文认为粟朱靺鞨被高句丽打败以后,主体部分降隋进入中原,后随安史乱军南下居于华北地区。多融入汉族之中。一部分粟朱靺鞨入投降了高句丽,在唐灭高句丽后迁居辽西,并在后来渤海建国过程中起领导作用,但其人数并不多。     

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统一新罗并合了朝鲜半岛上旧属三韩的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