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

陶寺遗址陶窑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１５华里的塔儿山西麓,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东坡沟四自然村之间,总面积３００余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临汾地区电业局承建的临东至闻喜２２０公里线路工程经过陶寺遗址,其中第８０...     

陶寺文化再研究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应直接称之为“陶寺文化”,不应再沿称“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文化与夏文化毫无关系;陶寺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以大柴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暂称为“大柴文化”)等是我们过去对陶寺文化的基本认识。今天,有关资料又有新的发现,促使我们再著此文,以深入研究。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

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是以1978年发掘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而命名的。陶寺遗址位于汾河下游断层陷落谷地的临汾盆地东缘。附近地势平缓,水源丰富,古代聚落遗址相当密集。属于陶寺类型的遗存,亦有十余处之多。陶寺遗址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东坡沟四个自然村落之间,总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米。由于遗址面积广阔,堆积层次清楚,包含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在同类遗存中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     

陶寺2002ⅡM22的年代问题

陶寺2002ⅡM22等墓葬的年代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而不是"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随葬的双耳罐表明陶寺遗址有一个时间不长的双耳罐流行时代。这对于研究龙山时代晚期和夏代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以及陶寺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构成,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再论陶寺城址发现的意义

一、山西首次发现早期的城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的陶寺村,这是一处闻名全国的古文化遗址。它处于较平坦的半丘陵地带,背靠培儿山(古称崇山),面临汾河,总面积约400余万平方米。2000年的春夏之     

陶寺遗址石器生产的产能分析

本文根据陶寺遗址石制品复制实验的结果,结合一个陶寺晚期灰坑中发现的2万多件变质砂岩石片,对陶寺遗址晚期的石器生产的产能进行了估算。首先根据复制实验中的变质砂岩石制品的打片和制坯速度,推算出这2万多件石片可能是245件石坯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然后根据陶寺遗址石器的出土情况,分析了陶寺对石器的消费需求。最后将推算的石器数量与陶寺普通居址区2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的石器数量相比,认为陶寺晚期变质砂岩石器的生产可能远远高于自身消费的需求,超出自身消费的部分可能输出到周边遗址,或许用来换取陶寺自身发展需要但供给不足的物资。     

陶寺居民人类学类型的研究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其发掘工作始于1978年春季。根据遗址主要内涵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初步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性变体,定名为“陶寺类型”。遗址还包括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战国、汉代以及金元时期的遗存。经C14断代校正,“陶寺类型”遗存的年代为B．C．2500—2000年。陶寺墓地位于遗址东南隅,根据目前勘察,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这处墓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1978年秋季开始发掘,至1980年底,已进行了五个季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199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在陶寺遗址展开了新一轮考古勘探与发掘,于今年春季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专家20余人先后到考古现场考察、研讨,一致认为新发现的夯土城墙属于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间陶寺文化的城址,这是山西地区首次发现龙山时代古城址,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薪火相传探尧都——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

正引子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2018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跌     

陶寺尧舜的“理想国”？

距今约4300年的史前大城套小城;数座重器弥布的墓葬;几片等级如金字塔般陈列的居址……这就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无论是史籍抑或传说,都曾将4300年前的中国中心指向晋南,指向尧与舜的国度。那么陶寺就是尧舜之都吗？它就是早期的中国吗？在纷纭的争论中,让我们走进陶寺,让那块沉寂的土地自己说话。     

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

<正>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早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取得了许多新发现和新成果,陶寺遗址作为     

试论盛期陶寺文化的和合思想

正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中期大城址、宫殿区及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使得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1]。整体而言,     

陶寺墓地彩绘陶器上的鸟纹

彩绘陶为陶寺文化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陶寺遗址墓地中蟠龙纹盘仅见于一类墓,有较复杂图案的彩绘陶仅见于一类墓和二类墓地甲型和乙型墓.目前对于陶寺墓地出土的壶、瓶、折腹盆等器物上的复杂纹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提出这些纹饰均为各种形式的鸟纹.这些鸟纹的形态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崧泽文化.陶寺鸟纹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传统,也受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影响.     

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

尧时代是早期国家开始从血缘政治走向跨血缘政治的转折阶段,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尧时代的许多思想、制度对后来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文献缺乏,我们关于尧及其时代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尤其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众多考古发现如何与文献记载的历史时代相对应,也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从文献出发确定尧时代的主要成就与特征,即与夏商周接替、政治盟主身份、天文历法成就、龙图腾崇拜等,然后与陶寺遗址的时空定位、文明水平、天文遗址、龙图腾器物等进行对比验证,推论陶寺为尧都。本文的方法、论证过程和结论都严谨可信,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范例。如果能将陶寺文化与周边文化加以对比,加强陶寺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吸引及对外影响,对于尧都地位的论证会更有力。     

陶寺遗址的早期发掘

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九座贵族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鼋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钺、玉戚(圭)、玉璧、玉琮等都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确立了陶寺文化,建立了陶寺文化的标尺。     

从陶寺遗址看“唐伐西夏”

"唐伐西夏"一事见于多种传世文献。此处的"唐"、"西夏",即陶唐氏、夏族。"唐伐西夏"发生于大禹之时,地点在陶寺遗址,最终以夏族的失败、陶唐氏的胜利而结束。战败的夏族迁往晋南夏县一带并以安邑为都。获胜的陶唐氏赶走夏族后,因陶寺残败无法继续为都,便又返回"大夏"之地。     

尧舜古城遗址在晋被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年４月至６月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首次发现了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这一发现使中华民族国家起源提前了近千年。襄汾县城东北１０公里的崇山脚下 ,有一处帝尧时期的陶寺文化遗址 ,５０年代文物普查时被发现。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有计划的科学发掘 ,推断其为夏墟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 ,距今４５００～４７００年 ,确定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１９８８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次发掘是在陶寺村的南河 ,古城墙遗址从横断面观测宽６ ６米 ,上面有夏朝人生活用过的炉灰…     

知文明

<正>考古指证陶寺城址为尧都关于尧都的地点历来众说纷纭,唯有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记载系统对比,方能得出可靠结论。根据陶寺都城遗址的考古证据及考古指证的证据链,可知现有考古资料多角度指证陶寺乃"尧都平阳"。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是最初的"中国"。"尧舜禹传说时代"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     

论陶寺古城的发展阶段与性质

本文分析了陶寺古城的发展阶段。通过陶寺小城和陶寺大城的比较,判定陶寺小城为有唐氏之都,陶寺大城为尧舜禹的都城。陶寺晚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为有唐氏遗民所居的村落。     

卷首语

199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附近的下靳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480座,其中A类墓为长方形小型竖穴墓,出土陶、玉石、骨角器等遗物,以彩陶瓶和镶嵌绿松石的手镯为罕见。下靳墓地A类墓的年代相当于陶寺墓地早期,是继陶寺遗址之后临汾盆地的又一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期刊发了简报。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地区多次发现古代城址,本期介绍的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即为其中之一。1996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单位对该遗址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和试掘,可以初步将该遗址分为三期,其中城垣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