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与礼--浅谈商周礼制中心饮食因素

在人类文明体系中,饮食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作为维持人自身生命存在的基本手段,世界各民族对饮食的关注概莫能外;同时,作为人类自然本能高度理性化发展的结果,饮食传统--食物、烹饪、饭桌上的礼节及人们关于饮食的概念,又是一个民族特殊历史经验与生存环境的产物,它构成了民族文化传统中最显著的象征符号.①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礼制文化,对食物与烹饪所具有的超乎寻常的专注,就不能仅视作自然现象或归诸偶然原因.②     

味政合一 饮食之道——上古至周代饮食活动与政治间的关系

周人的饮食活动与政治不可分。这不仅表现于周政府行政官员编制上,亦反映于周统治者重视宴饮的行为之中,即通过宴饮,强化礼乐精神,维系统治秩序,树立贵贱观念,巩固君臣关系。此外,宴饮与宗教的关系也是一种政治表现,如“祭终之宴”因含有“天人合人”的哲学意味和君权神授的政治意识,故成为周人政治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见,味与政之合一,乃周人饮食之大道。     

文章与礼制关系考辨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上找不到与今天之"文学"完全对应的词汇,而我们所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实际上包含在古人的文章概念之中。然而与当下将审美性看做文学的本质属性的观点不同,古人文章在根本上强调的是规矩与制度,由此文章与礼制具有逻辑与历史的同源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展现为外部形式规定的同时,也由内而外的展示出文章或文学所应遵守的价值准则与文化诉求。     

耳饰：礼制与情感

在众多的饰品中,惟有耳饰,是始于痛楚,而后回报你以美丽。“穿耳非礼”、“毁身不孝”的传统观念之下。中国人因何爱上耳饰？它又是怎样从德行的象征、情的信物,变身成为礼教的枷锁？戴与不戴,为何而戴,耳饰在中国,几度演绎出大起大落的兴衰历史。     

商代分封制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商代分封制的问题,学者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存在分封制,也有的学者认为商代没有分封制,分封制是周代才确定的制度。     

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出寝"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经长期钻探,终于确定秦始皇陵内城北区西侧是一个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的大型礼制建筑遗址,暂称为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遗址.建筑群落布局结构严整复杂,为古代陵墓礼制建筑仅见,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

自明初开始,随着朝贡贸易和民间海洋贸易的相继兴盛,东南亚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长期以来被社会上层独享的香药自明中叶开始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来,饮膳类书籍及日用类书中香药出现的频次创历史新高,添加香药的食谱纷纷涌现,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成为社会各阶层烹调食物、腌制果干、酿造美酒、制作香茶的重要调配物料,曾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生活必需品。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在饮食领域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明人饮食观念和饮食习惯的全新变革,也促发了奢靡消费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及走向日常。     

海岱和太湖地区宗教信仰与礼制的比较分析

海岱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祖先崇拜特点,礼制较多的体现在棺椁、陶礼器等方面。太湖地区特别是在良渚文化时期,表现出明显的神崇拜特征,王权、神权、族权三者结合得非常紧密,礼制较多的体现在玉礼器的使用上。海岱和太湖地区在意识形态上分别表现出注重世俗和注重宗教的特点。     

中国上古礼制中衣服所具功能与灵魂附归问题

在礼制所展示的信仰领域中,衣服往往具有凭神,安抚灵魂的功能。复礼已往常被认作丧礼的一种,实质上复礼与丧事无关,仅仅是一种治病术,目的在于用衣服招魂,祈求人复生。而且只有复礼失败后,才宣告丧事开始。迁庙与立尸作为两种重要的礼仪活动,前者在于转移祖先魂灵,后者在于降祖先神灵附于尸而祭祀之。两者所用衣冠均是祖先的遗衣遗物,象征祖先的身份与肉身的存在。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被命名为"非衣",发挥着引导灵魂进入墓葬的功能,象征灵魂与肉身的结合。"非衣"应看作是衣服的变体。玉衣出现于西汉文景之际,通过形塑而"复活"肉身。衣服作为肉体与灵魂的中介,在引魂附归方面,不可或缺。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商考古学文化研究

学习和了解自己的历史是每个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 ,绵延流传 ,从未中断 ,世所罕见。无论是战乱、暴政或外族入侵及水旱灾疫 ,都未能阻止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历史的长河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造就了民族的伦理道德 ,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数千年来 ,我们的祖国虽然经过多次分裂 ,继之而来的是又一次的大统一。但中国历史还缺少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大部分的确切年代 ,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 ,只能依照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 1年 ,再往上…     

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山东济阳姜集乡刘台子墓地相继发现并发掘了几座西周时期墓葬,发掘者对其年代与族属进行了考订,初步认定该墓地属文献所载姜姓逢国所有。随后,有学者对其中几座墓葬的年代与墓主身份作了进一步讨论,商周逢国的历史问题也不断受到关注。然而,     

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

本文着重从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变化探讨商王朝的南土.近年,随着一批新材料的公布,我们认识到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在南方已经越过霍山,势力发展到安庆一带,并在强盛时突破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推进到了江西樟树市附近.而在西南方要远至商洛的东龙山,东南方达盐城龙岗.殷墟二至四期阶段荥阳小胡村和正阳傅寨两处族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安阳至罗山一直鲜有晚商时期商文化遗存发现的空白,对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的南界在罗山一带提供了支持.此外,本文还总结出了南方地区商周分界的三项标准.     

殷周时期的“举族”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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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商周腰坑葬俗再检视

海岱地区腰坑葬俗并未随着商王朝的覆灭而走向衰亡,反而在东周时期进入又一兴盛期.海岱地区不同区域腰坑葬俗的传播有早晚之别,并存在不同的区域波动.各区域内腰坑墓腰坑形制及墓向的选择,其背后蕴含着不同人群的丧葬文化传统.腰坑置器葬俗最早出现于商末的鲁北地区,随后在胶东和鲁北地区先后盛行,并存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     

试论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万州中坝子遗址是三峡地区一处以商周时期化为主的重要遗存。经过近年来的发掘,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灰坑、墓葬、水田等多处遗迹现象,同时获得一大批陶、石、骨、铜器等遗物。根据陶器组合及型式变化和地层关系,本将中坝子遗址商周时期化遗存分为二期四段。通过对比,其年代与鄂西地区的中堡岛三期类型、川西地区的三星堆二期化大致相当。另外,因中坝子遗址位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对该遗址的研究也为探索早期巴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浅析商周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立性——以宁镇地区青铜文化为例

江南地区的商周时期文化与先周青铜文化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本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仅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相当高的水平,且与先周乃至于西周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江南宁镇地区是一个区域文化相对独立与发达的地区,同时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文化有相当的交流。如这一地区这一时期有政权存在的话,则可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方国。     

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针对江淮之地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已有80余年的历史,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可以将学术史分为三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和初步繁荣期。受材料所限,前期研究的时空范围十分有限,参与学者少,研究方法单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处于逐步发展阶段,但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仍受到很大限制。最近30年,大量新材料得以公布,期间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角度多样,研究热点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呈现出一片初步繁荣的局面。     

商周球铃装饰的起源与流向

本文探讨了商周时期球铃装饰的起源和流向,从发生动因、社会背景、参考原型等三个方面讨论了球铃装饰的起源,并指出在东周时期,球铃装饰衰落,球铃转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装饰品,用来缝缀在服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