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道堂蕴藏的徽商密码

正大凡经商成功者,都有一条共同的经验,靠的就是诚信。在相当长时间内,徽商都能占到汉口商户半数以上,能够发展到如此规模,肯定有其缘由。徽商会做生意。会做生意是什么概念?能够赚到钱是会做生意的一个基本标准。只赚良心钱则是会做生意的根本标准。像叶开泰药店,店堂里高悬两块金匾,写着"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这就是在坚守凭良心从业的根本标准。我在作坊制药,用什么料,工序到     

让文明成为信仰——解读宋超鹏和他的文明公民网

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经常去欧美各国经商做生意、与不同国家的人频繁接触,让做了13年多外贸生意的西安商人宋超鹏对荀子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采访手记     

汉口对徽官的吸引力

正古时候,读书做官,读书经商,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做官与经商,都需要有文化基础。古时候从商,是个广义的概念,做生意为经商,开作坊也为经商,除了农事之外,凡挣钱的活路都可视为经商。读书之后,是先去经商,还是先去做官呢?那就看运气了。科举考试,必经之路。有人运气好,年轻得志,一试即中,那就做官吧。能中举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先得找个事情做,边做事情边备考,有人就一辈子在备考与应试中度过。以前写到的方晞原,考到58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被欧洲商人点赞的清朝“世界首富”

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一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旧外贸制度的重要标志,而根据行商们的经济实力和威望选拔出的"十三行"领袖,称之为"商总"。第一位"商总"叫潘振承,因为经商重诚信而成为18世纪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潘振承(1714—1788),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早年家贫,学习做生意。后来,潘振承在广州为一     

近世日本与西班牙的贸易

近世以后继葡萄牙人之后到日本经商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然而,日西贸易仅在短时间内有过繁荣,而大部分时候是凋萎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日、西两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又有其他在日经商的欧洲国家的竞争与破坏。     

皖南有个欧元村

槐塘,是皖南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却名声在外。在这里,村民挣的都是欧元,他们精通欧洲货币兑换,他们会说欧洲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很多孩子出生在欧洲。槐塘2000人口中,近千人曾闯荡西欧务工经商,村内约80％以上的农户家有亲人在海外。槐塘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欧元村”。     

转型时期普鲁士官僚的经济改革思想和国家企业促进政策

作为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普鲁士在19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中实行了国家企业促进政策。但区别于早期由国家大包大揽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时期的国家经济政策在吸收自由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了本国化传统的一些特点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转变企业主观念,焕发人们从事工业活动的巨大热情,营造企业化的氛围。普鲁士后来工业化的成功正是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     

早起的人们

清晨的阳光倾洒在香港的一条横街上。那时的香港是英属殖民地,依着起伏的地势建了不少这样的“台阶街道”。1934年11月号的《国家地理》对这张照片的解说是“只有步行和坐轿的才能在这街上走动。大约有36万中国人在香港生活、做生意。”图说继续写道．“还有同等数量的居民住在海港对岸的九龙或船上。”今天已经有约700万人定居香港。     

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

日据东北时期,为了在伪满境内营造出一个万民崇奉的"国家信仰",从而达到钳制民众思想,操控傀儡政权,实现将东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母体彻底剥离等政治目的,日伪当局先后颁布了大量相关法令并辅之以各种行政手段,将伪满"国家祭祀"的基本内容由初期的"尊礼崇儒"调整为中后期的"惟神之道",并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国家祭祀"的日本化。伪满"国家祭祀"的整体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儒教的扭曲复兴、日式祭祀的强行植入和"惟神之道"的全面垄断。显而易见,殖民者这种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的强加手段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招致了溥仪及其部分随属和广大东北民众的普遍心理抵制。     

中国古代纸币及当票的颜料与纤维

一 引言 纸币是以纸张为载体的货币,通常由国家强制发行,并作为金属货币的替代物而流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流通纸币的国家。从北宋天圣元年（1023）至清末,仅国家纸币就有数十个币种以及数百个不同面额,并且每一种国家纸币的发行量都十分巨大。     

读书仕进是提升明清家族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明清福建几部族谱的分析

明清福建经历了迅速中原化的过程,家族发展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了壮大家族,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和仕途升迁成为其不二选择。族谱本身往往就是家族在入仕和仕途晋升中成就的体现。首先,在谋求入仕过程中,经商成为改善家族经济条件、为子弟读书提供物质保证的中间手段。家族教育的兴盛有赖于退职致仕官员、经商致富者及广大族人。其次是通过国家官员考核机制决定升降。在这个阶梯里,再次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变化,第一步未能走好,成为下层等级的官员还可以获得再次爬升的机会,而第一步即走入高级统治阶层的人们,也可能在这个阶梯游戏中丧失已有的地位,被贬为下层官员甚至平民。科举选拔机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结合,才构成一个普通民众社会地位变迁的全过程。     

《日本财政政策研究》评介

“财政”一般指国家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由于财政分配的主体、手段和目的等都是以国家为转移,服从于国家的意志,因此,在财政分配关系中,就不能不体现和反映出国家的政治动向和目的,即透过“财政”这种经济关系可以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系统分析--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问题

政治现象从来就是一种系统现象,而整个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社会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组成。当令,政治系统主要由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组成,同时,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党、国家与社会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创新问题,也就是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通过对一般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创新应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     

从西奥多·罗斯福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看其总统权力的扩大

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主义政策,开创了由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先河。而罗斯福本人采取的措施也成为国家干预的先河,奠定了现代美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国家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研究

本文从“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出发,运用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手段论证了国家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遭受的挫折,实质上是欧洲各国在国家民族主义驱使下所产生的不同利益要求导致的结果。因此,国家民族主义有促进一体化的一面,也有使一体化停滞不前的一面。     

斯巴达是城邦国家还是领土国家?

斯巴达不是城邦国家,而是领土国家。或者说,斯巴达先是一个城邦国家,后来慢慢发展成为领土国家。根据这个观点,文章建议:其一,有关《世界历史》的教材应该作修改,明确斯巴达为领土国家;其二,即使不修改,也应在教课书中注明这一观点,由学者自己去评判。否则,斯巴达是城邦国之误还会在其它史书中出现,会以讹传讹。     

论安倍晋三的"美丽国家"构想

“美丽国家”是安倍晋三所追求的理想的国家建设目标。其主要目的在于重新认定日本的国际地位。其采取的手段是改革教育基本法和修改宪法。从安倍内阁的教育理念与国体思想来看,安倍构想的“美丽国家”具有复古的味道。     

论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战前由<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标榜的神格天皇国体意识,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支离破碎.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了新型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体现出阶段性特点,即50年代表现为美国占领下的民主主义;60～70年代在战后教育的催促下,国家民族主义再兴;80年代国家整体右倾化.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主要特征由象征天皇制所具有的机能决定.     

论冷战后初期美国的对外重建——以索马里重建问题为例(1992—1994)

美国外交中的国家重建行动,往往是对被目标国或目标地区内部事务的侵犯,是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手段。美国在索马里国家重建行动是冷战以后美国领导的第一次多边的国家重建努力。美国和国际社会没有能够保证索马里局势的稳定,恢复索马里的安全秩序,也没有在索马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机制。美国在索马里的国家重建行动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