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陵户身份

陵户是日本律令制国家中,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陵户这一名称来自唐朝中国,在公元681年制定《净御原今》时,日本已经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根据《养老律今》的规定,陵户在律令制下属于“贱民”阶层,是当时的“五色贱”身份之一,但在《大宝律令》中,陵户仍然属于“良民”阶层。在“五色贱”中,同其他贱民相比,陵户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地位。对陵户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律今制国家等级制度与贱民阶层的认识。     

贱民捐资办学的创举:绍兴同仁小学的历史地位

传统社会存在过被歧视的贱民阶层 ,如山西乐户、广东户、浙江堕民等 ,他们不准读书 ,更不许设立收教他们的学堂。笔者在对绍兴城区堕民情况的社会调查时惊喜地发现 ,位于浙江最大的堕民聚居地俗称“三埭街”(三埭街在绍兴城区特指永福街、唐皇街和学士街这个堕民聚居地 )的同仁小学(初名“同仁农工小学堂” ,作为一所贱民学校 ,几经改名 ,但一直简称“同仁小学”或“同仁学堂” ,本文以“同仁小学”指代 )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贱民学校之一 ,是第一所由贱民捐资、监管的民办学校 ,是贱民成功办学的典范 ,还大大改善了贱民地位。由于有关贱…     

广州地区“疍家”人

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南方水上居民称为“dan”或作“蛋”、“疍”,与之有关者,均以“dan”名之。如“dan户”、“dan丁”、“dan家”、“dan船”等等。封建时代．“疍”被视为“贱民”,属下九流之一：一优(演戏者),二娼(经营卖淫行业者),三皂(差役),四卒,五批(修脚甲者),六捶(骨),七奴(含门房),八蛋(艇户),九剃(理发者),可见“疍”之卑贱。     

唐代陵户问题考论

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拜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四陵后,为每陵设置三千户百姓供役。三千户实即六乡百姓,属于专门服务特定帝陵的奉陵户,其中包含了"四百人"或"三百人"的陵户。陵户由诸陵署管理,从事守卫、洒扫和筑坟等日常劳作,免除课役;而其他奉陵户则被州县征派,服杂徭力役,但蠲免陵寝之外的其他正役与杂徭。唐代陵户身份并非以开元十七年为界分为贱民与良人,谒五陵大赦诏中的陵户放良仅针对五陵中贱民身份的官户,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贱民身份的官户与百姓良人一直都是唐代陵户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唐以后役制的变迁,陵户在国家管理层面一度失去役的特征,但地方实际用役逐步恢复了陵户的职役本质。总体上看,唐代陵户问题凸显了唐代役制的复杂性和唐宋役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从集团部落看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民

作为“匪民分离”的反动决策之一,日伪在东北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致使100万户、500万人陷于“无衣无食无房”的悲惨境地,过着疾病缠身、徭役繁重的非人生活。在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和严酷的经济封锁下,东北农民失去了一切权利和自由。集团部落的建立极大地加剧了东北农民的贫困化进程,使东北农村社会危机达到了空前程度,日伪殖民统治已无可挽救地发展到穷途末路。     

男为悦己者容

中国有句俗话叫“女为悦己者容”,但在遥远非洲的沃达贝部落里,却反了过来。沃达贝部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狭长地带,是一个神秘而又原始的迁徙部落,至今仍延续着部分“母系社会”传统。他们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男子选美大赛。赛前,男子在脸上涂抹红色黏土、描黑色眼线,以突出眼白和牙齿的洁白;在头上佩戴羽毛显得更加高大。     

近代日本“被歧视部落”的身份转型

"被歧视部落"源自日本古代的贱民。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建立了近代天皇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一君万民论"原则下,将部落民编制为一般国民,利用神道教化等方式,规范部落民的共同体意识,将其技术、劳动和土地资源吸纳到工业生产乃至战时体制中。在"文明开化"旗帜下,知识界围绕部落民"人种"问题的争论影响了民众在人种观、卫生观、地域观与良贱观等方面针对部落民的歧视态度。普通民众与部落民之间的激烈冲突直接推动了部落民走上寻找身份重构之路:试图融入新兴民族国家的"同和"之路,或作为"特殊"的"他者"而追求解放。部落民的职业、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意识的转型,伴随着日本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部落歧视持续至今,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复杂性。     

对雍正帝改革的评论的再评论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1722—1735年),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他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人民不再有人口税的义务;他制定“耗羡归公”政策,把明朝以来的官吏私征火耗,制约在一定程度以内,以减轻税民负担,他推行“改土归流”方针,克服西南地区元明以来土司制带来的政令不一的弊病;他实施开豁贱民的政策,使沉沦数百年的贱民不再遭受不应有的歧视     

寻觅部落文明

寻觅部落文明○毕亚丁邱磊中国有如此之多的旅游资源,以至于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一览无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旅游目的地什么时候前去都可以,而有些地方今天不去,也许明天就消失了,今天就向大家推荐几处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即将消失的“部落文明”,也许喜欢...     

浙江兰溪贱民"轿夫"依附习俗考

1928年浙江省民政部门对堕民情况统计中没有兰溪堕民一览,兰溪的历代地方志也没有提到这种贱民。但据笔者近年在兰溪的田野调查,发现解放前此地存在过贱民,俗称“轿夫”。男的从事吹打和轿夫,女的从事与“讨彩头”相关的事,俗称“做轿夫”,他们无法与平民通婚,甚至在当地同样被歧视的戏子、渔夫等家族也不与他们通婚,不杂居,往往以一个家族为聚居,多数形成村落,也有聚居于大村落的边缘一角。     

台湾司马库斯部落

位于新竹县尖石乡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山上,可能是台湾最深僻的原住民部落,属于泰雅族。司马库斯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共165人,居住地多数是木造或竹造的房子,恬静、闲适。村落中保留有传统     

多姿多彩的“陇端街”

“陇端街”是云南省富宁县壮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最隆重的民族传统节日。当地有人呼之为“风流街”。“陇端”是壮语。陇是下,端是田坝,意思是下田坝赶街。因此,又有人称之为“田坝街”。赶“陇端”在每年农历的正月至三月间举行,届时,人们穿着新衣,打着花伞,跳着唱着从四面八方涌向赶街地点,人山人海,非常热闹。“陇端街”起源于何时,今无史料可考,民间传说有三:(一)、相传在唐朝时候,壮族地方有南北两个部落,南部落有三个王子。北部落有三个公主。三公主聪明美丽,三个王子都来向她求婚。三公主提出要对歌许亲,说哪个对歌赢了她,她就嫁给哪个。南部落的三个王子请了九十九个壮族男歌手,在家教唱山歌九十九天;北部落的三公主也请来九十九个壮族女歌手,在家教唱山歌九十九天。转眼到了新春正月,青竹吐     

概述辽宁蒙古族的源与流(下)

四 土默特部。 土默特部,是蒙古民族中的古老部落。关於它的族源及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本文不作详细考证,仅从明代土默特万户出现后的情况,略加叙述。 明代,“全蒙古”的达延汗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征服了土默特蒙郭勒津领主火筛(《蒙古源流》作科赛·塔布囊,或浩赛·塔布囊)。这样,在其右翼三万户中,便有了土默特万户(明代史籍,写作“满官嗔”万户),游牧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地方。达延汗的统一事业,随着他的逝世而终结,蒙古地区出现了各个封建领主割据局面。此时,土默特万户     

《元史·刘黑马传》“七万户”蠡测

元太宗窝阔台即位伊始即设汉军“三万户”分统汉军 ,《元史·刘黑马传》又有增立“七万户”的记载。以往学者对“七万户”的考证 ,皆认为是在“三万户”的基础上增置了四个万户 ,只是对四个万户人选的考证略有差异。实则“七万户”并非在“三万户”的基础上增置了四个万户 ,而是耶律朱哥、刘黑马率领的宣德、西京、河东方面军中增置了六个汉军万户。其中五人为张札古带、奥屯世英、夹谷龙古带、田雄、“纪侯” ,另一人待考。“七万户”增置于壬辰年蒙金三峰山战役之后     

中华民族的祭祖圣地——万荣后土祠

悠悠万载,人们不断发问,我们的远古祖先走过了怎样的坎坷历程?最早的祭祖之地又在哪里?本文试图找回中断湮没千年的祭祖圣地———万荣后土祠,恢复它昔日辉煌的本来面目,倘能如此,此乃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黄帝建“坛”开创祭祖之先河大约在5000多年前,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片土地的部落首领黄帝,在古冀洲涿鹿一带(今运城市盐湖周边地区),和另一部落的首领蚩尤展开大战,历时三年有余,“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解》)。这场部落大战最后以蚩尤失败,被肢解杀害而告终,这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部落统一战争。这…     

“打猫”“打狗”在台湾

台湾的地名,凝结着荷兰侵略、郑成功收复、福建移民、日本人殖民统治、两蒋败退台湾等历史痕迹,夹杂着台湾各部落语言、闽南话、客家话、日文等发音,几乎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故事. 高雄旧称“打狗”,来源于当时此地马卡道部落话“takao”,义为“竹林”,音译为“打狗”.嘉义民雄乡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民雄”的新名,之前此地一直被称为“打猫”,因为此地为台湾平埔打猫社所在地,“打猫”是部落话Taneaw的音译.来自台湾原住民部落的音译地名还有基隆(旧称鸡笼)、艋舺、暖暖、关渡、八里、斗六、大埔、达邦、特富野、弥陀等等.     

国家形成理论的新探索--评《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

国家形成问题一直是学界十分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沿用以摩尔根、恩格斯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者提出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形成模式。后来,有人认为摩尔根、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形成模式并不完善,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又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新的人类学资料提出了“队群-部落-酋邦-国家”的形成模式,很快波及全世界。在我国,有的学者在接受塞维斯新的国家形成理论的同时,     

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擘三部落”

敦煌发现的S3287号文书反面保存吐蕃时期沙州某部落左二将户状计五份,其中两件残缺,三件完整。各件文书所署的年月分别为“子年五月”与“子年六月”。王尧、陈践同志拟名为《子年擘三部落户口手实》,以为“这一子年,应是七九○年的午年分部落以后不久,定为七九六年丙子,可能较为合适”。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则拟名为《吐蕃子年五月沙州左二将百姓汜履倩等户口状上》,以为其年代应在“九世纪     

苗族各种族称来源及其含义(续篇)

笔者在《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1期发表《苗族各种族称来源及其含义》一文,言未有尽,故用原题,补撰是篇,拟对黔东南苗族其他自称的来源及其含义,继续进行探索。在黔东南,有三个较大的苗族部落群体,分别自称为“嘎娜”(ghab nes)、“待黎”(dail dlib)、“待方”(dail fangs)。“嘎娜”的来源与含义,本题前篇已经论及,恕不赘述。本篇只就“待黎”、“待方”两个部落自称的来源及其含义,进行分析。“待黎”与“待方”是苗族"dail dlib”与“dail Fangs”的音译。“待”为词头,“黎”与“方”分别为这两个部落的自称。“待黎”内部各个氏族,有的又自称为“待柳”(dail Liux)、“待利”     

岜沙 最后的枪手部落

岜(当地上语读作bia)沙苗族聚居于黔尔南从江县,目前有2100多人。1949年以后,他们是被官方允许合法保留持枪传统的惟一一支少数民族部落,被称作“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今天的岜沙基本还没有进入传统游客的视野,我去那里的时候,遇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背包族。在即将进入岜沙的路口有一个售票处,几棵放倒的树桩剪住上路,桩后晃荡着几个孔武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