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晚清外交中的粤人群体

晚清时期是岭南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粤人精英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十分活跃,表现十分突出,有不少走在时代前列的全国闻名的重要历史人物。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是这一时期的粤人历史名人在某些领域中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的,例如在思想领域中的主张维新变革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买卖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在政治领域中的外交家,而且为粤人历史人物在下一历史时期即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下了基础,     

晚清时期外交的近代化及其思考

面对西方的侵略,晚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外交体制,由于此时社会思想发生了裂变,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由于晚清政府外交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和外交运作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其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总体是失败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论甲午战后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的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在京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而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也涉足清廷的外交事务,晚清的对外交涉,他几乎都参与其中,其外交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总理衙门。甲午惨败后,李鸿章本人受到极大的攻击,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其继任者无论是王文韶、荣禄还是袁世凯,都无法再现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那种纵横捭阖、一枝独秀的辉煌。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衰落了。     

试论晚清外交人才观的演进

晚清国人对外交人才观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过程.从最初国人对选拔外交人才的讨论到外交官职业化思想的明晰,他们的观念可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已经初步树立起了近代化的外交人才观.中国传统外交人才观与近代西方外交人才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近代西方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国人外交人才观的演进必然是接受西方理念的过程,其间不断交织着中西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晚清政府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政策述论

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问题,晚清政府实行的是有限禁止政策。这种政策由不同层次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造成这种政策的表面原因是《大清律例》自身的法律弹性和近代中外大局下的政教互动关系,根本原因还是晚清时期国力孱弱,政府无能。实施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维持中外相安、借用先进技术三个方面。该政策从1853年起步,至1908年成形,实施到1912年清政府灭亡结束。其中,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阶段相比较,政策呈现出类型由简单而丰富、内容由粗疏而详明、执行由松弛而严格的三大特征。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华侨问题逐渐受到晚清政府重视。其中,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堪称代表。他们既表现出对华侨问题的卓越见识,又参与了在新加坡的设领护侨实践。经过二人的先后努力,清政府驻外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东南亚侨民之利益。郭嵩焘、曾纪泽对晚清侨务的贡献颇受肯定。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     

试论《知新报》对当代主流媒体舆论建构的启示

《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2月22日,是一份由维新派人士在澳门创办的报刊。它前后共出版四年的时间,是我国维新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它旨在宣传变法思想,开启民智,广泛记录了维新变法前后的大量社会史实。本文通过分析《知新报》对维新舆论的引导,透视维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该报对晚清维新舆论的建构作用,并从中分析《知新报》对当代主流舆论建构的启示。     

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引发俄日势力干涉,俄日大肆宣扬中国无力防疫应免除在东北主权,并干涉中国防疫,清政府紧抓防疫主权,并借他国势力以制衡俄日,后自主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此次鼠疫引发的主权危机。     

晚清“买办”的形象演变与身份认同研究

买办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职业群体,尽管其经济地位在从事买办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但其身份和社会形象始终没有得到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可。本文的研究重心旨在对买办的形成及形象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置于具体历史脉络中审视其身份认同。     

陆宝忠日记与晚清史研究补论

晚清重臣陆宝忠的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马忠文先生曾经撰文推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期待。笔者在整理全部现存未刊八种十四册陆宝忠日记之后,着重揭示其对晚清政局的观感、对晚清人物的臧否以及晚清变局中的个体角色定位与生命感悟三个面相,对马文做些补充说明,以便于学界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部宝贵的日记史料,并有助于推进晚清史研究。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晚清政治的变革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和政治启蒙的需要唤起了史学革命,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为新史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政治改革不仅为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190 7年至 190 9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 ,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在他的主持下 ,学部于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 ,提倡保存国粹 ,继续奖励学堂出身 ,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可见湖北与直隶的门户立异和人脉渊源 ,对中央教育行政的决策乃至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样态影响至为深远。     

郭嵩焘与晚清厘金

郭嵩焘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并推广湖南经验,先后在山东、江浙、广东等地整顿厘务,以裕军饷。1864年,他强烈反对停厘撤卡,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罢厘之议。使英期间,他坚决主张停废各省厘捐,仿行西方税法。可见,郭嵩焘在晚清厘金兴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