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指点文字扬,学侣共进情谊长——论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交往

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20世纪三十年代相知于北平禹贡学会,四十年代共患难于抗战后方,五六十年代成就《河山集》史坛佳话,八九十年代合作编撰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65年的亲密交往给双方学术与工作带来了极大益处,达到了学侣共进的目的。这不仅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段美谈,而且也可为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带来启迪。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清官问题讨论的历史教训

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教训之一。20世纪60年代围绕海瑞戏展开的清官问题的讨论,由于政治的干预,权力的介入,结局最为惨烈。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角度,剖析这一历史事件,真正记取教训,厘定共同遵守的学术讨论规则,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发展学术所必需,也为史学界所企望。     

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六朝瓦当”研究回顾及对若干问题的探讨

20世纪40年代,六朝瓦当已有零星出土,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才真正建立起六朝瓦当的学术体系。迄今,六朝瓦当已成为东亚地区多个国家考古学者关注的话题,其造型、类别、年代、特征、技艺、分区、分期、传播、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从而建构了一个跨文化的学术话语体系。总结六朝瓦当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有助于推动这...     

韩国有关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案。进入90年代,随着韩国国内区域研究热潮的到来,关于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1.相关的研究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研究,在资料和选题方面都有了数量与质量的飞跃发展。除了文献调研,     

斯人已去,学术永存——敬悼陈桥驿先生

<正>我国历史地理学起源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20世纪前后随着西方地理学的传入中国,现代地理学逐步形成,到了三十年代沿革地理学也开始朝着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化,今天已成为中国学术和中国地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顾颉刚先生被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张其昀等先生颇有开拓之功,第一代学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先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第二代学者陈桥驿、石泉、曾昭璇、黄盛璋     

墨西哥革命:从官方史学到修正派史学

墨西哥革命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与革命后墨西哥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潮流的变化密不可分。革命期间到20世纪30年代,各革命派系皆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评价墨西哥革命;30年代后,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在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的直接倡导和参与下,创立了墨西哥革命的官方史学;四五十年代后,特别是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奇迹的终结,以及国内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产生了修正派史学。然而,80年代以后,修正派史学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自治”与“训导”:20世纪40年代浙大校园中的《生活壁报》与壁报风潮

《生活壁报》由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于1939年,在浙大第二任训导长费巩的支持下,成为"左倾"学生表达诉求的喉舌,由此引发校内纷争,更进一步引起教育部的不满。双重迫力之下,校长竺可桢要求训导处着力整顿壁报,并最终于1945年6月制定了壁报管理办法。但在国共内战的时局之下,浙大的壁报管理制度终成一纸空文,对于战后学潮毫无约束力。《生活壁报》及其引发的数次风潮,凸显浙大学生自治会权力的日渐扩张,学生自治会成为与校务委员会对峙的另一隐形权力机构,对训导处的威信与合法性构成挑战。20世纪40年代末,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衡,不仅是浙大校方无力控制学潮与学生的重要表征,还彰显中央执政当局对于国立大学管理的无序与失控。一定程度上,自治与训导双方权势的转移也预示了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是以西方博物馆学为摹本,基本上没有超出西方博物馆学的思维模式;50-60年代的照搬苏联模式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掌控性,在博物馆学构建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80-9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逐渐产生自我研究意识的时段,就一些基本术语、命题等展开了探讨,博物馆学作为学科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先后进入博物馆学学术研究队伍,为开创博物馆学研究的新局面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     

与张之、王世恩论安阳与七大古都书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历史上各代都城规制的变化,因为能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特征的变化,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城市有几十处,为研究其典型性,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20世纪30年代又将杭州列入,成为“六大古都”。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提出将安阳(殷、邺)也列入大古都为“七大古都”。当时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成为都城史研究界的共识。这里整理的三封信为谭其骧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安阳地方学者讨论此问题的通信,从中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科学精神。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苏联三方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在莫斯科设立中山大学,专门招收国民党留学生并用苏联式革命理论对其进行培训,同时,部分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也加入其间.国共苏三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一特殊环境中,展开一段合作共进与纠纷矛盾共存的特殊历史.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日趋冷淡,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留学运动最终于1927年划上句号.     

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

<正>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电脑技术与互联网事业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这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学术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还在日益扩大。其中与文化、学术事业直接关联的电子文献和电子文献检索,一经产生,就对延续千年的图书馆工作造成很大的挑战,不得不直面应对,做出电子资源方面的建设。对此,学术界已经多所讨论和采取了不少措施。本文不拟分析上述较为宏观的问题,仅从中国历史研究者个人运用电子文献检索和史料查阅的角度,谈谈其学术上的功能和利弊。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是以西方博物馆学为摹本,基本上没有超出西方博物馆学的思维模式;50-60年代的照搬苏联模式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掌控性,在博物馆学构建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80-9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逐渐产生自我研究意识的时段,就一些基本术语、命题等展开了探讨,博物馆学作为学科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先后进入博物馆学学术研究队伍,为开创博物馆学研究的新局面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一部系统反映学术规范讨论与研究成果的读本——《学术规范读本》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贞正人心,昌明学术,重树规范,创新学术秩序,中国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学术规范大讨论。大致说来,这场讨论从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到90年代全面展开,直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落实,经历了逐渐深化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规范从开始时个别学空谷足音般的呼吁,蔚然而为“90年代的一大学案”,进而成为“两会”上的黄钟大吕;学术规范建设由“边缘”学人的学术主张与话语,发展成为主流学界的话语与主张,并进而成为政府“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视野——读《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札记

正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是现代中国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政治统一与社会整合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式各类政治思想和主张交织的年代。诸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各派力量为背景、各具特色的"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独特风貌。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即以探讨胡适等活跃于《独立评论》杂志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与政治势力交锋博弈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为视角,深入考察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命运。自90年代起,张太原教授即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迄今已在该领域耕耘20余年,累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他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撰写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及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快速的发展。这一方面源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冷战所赋予的强烈政策取向也迫切要求苏联学在全美范围内发展为一门规模巨大的学术专业。在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基于国家安全机制和冷战战略目标,为更加深入地了解苏联,扩大了对苏联学的资助范围,提高了资金投入。以此为契机,该领域相关学术机构在全美各地高校广泛设立,可供政府吸纳和利用的苏联问题专家数量也得以成倍增长。另外,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还通过改组将全美苏联学家囊括其中。在这一时期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历程中,该领域不同学术机构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学界与政府的共生关系不断增强,国家权力对学者参与冷战的动员力度持续加大,并且越来越多的苏联学家将官方需求确立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主要取向,体现了美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