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孔教——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孔教派是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为核心、以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想派别。     

康有为尊孔教为国教思想探析

康有为尊孔教为国教的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比较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本文以康氏论述这一思想的几篇著作为蓝本,试图解读其尊孔教为国教思想的目的、意义等问题。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刍议儒教的中国特色

儒教是宗教,这在近代之前并无异议。近代革命开始后,一些学者受西方思想影响,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儒教非教说,使得儒教数十年内不得翻身。打倒"四人帮"之后,任继愈先生率先为儒教正名,继而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出版,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激烈争论,至今也未达成共识。笔者坚持儒教是宗教。本文从儒教的现世性出发,对受反对派质疑较多的儒教"彼岸世界"、"终极关怀"几个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认为儒教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国烙印。     

民初关于孔教入宪的激烈争议

民国初年,孔教是否应作为国民指导思想写入宪法,引起了激烈争议。这一争议本质上是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次法治派与礼教派的斗争,是—次政治上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唇枪舌剑直至流血冲突,康有为、袁世凯、张勋、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了这场斗争,阐明了各自的观点。《民初关于孔教入宪的激烈争议》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孔教会与儒学近代化

民初是中国社团发展的高峰期,以尊孔为宗旨的社团名目繁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孔教会。按学术界现在流行的说法,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派。孔教会可谓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典型代表,其保存儒学的呼声,与其前的国粹派和其后的学衡派可谓同调。而较之国粹派与学衡派,学术界对孔教派的关注还不够,尤其是将孔教会作为一个宗教文化社团、将     

民初的西儒与孔教会

民初孔教会的活动得到了当时政界、商界、文化界的不少支持,而一些在华外国人对孔教的推崇,对孔教会活动的响应,更是其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本文就西儒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作简单的陈析。     

书与人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茅海建说他之所     

韩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研究--以陈独秀思想为主的考察

本文旨在帮助中国学者了解韩国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状况.韩国学者一般分三个时期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第一,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第二,新文化运动初期;第三,新文化运动展开期.他们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韩国学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每个时期的思想,使用了更详细的几个认识范畴:第一时期使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民族产业的发展与民众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第二时期使用了进化论思想、民主主义与科学;第三时期使用了批判儒家思想、反对孔教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般而言,他们大多用儒教批判、孔教批判、偶像破坏论、进化论、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

康有为和廖平之间有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廖平说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借鉴了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康有为却委婉否认。后人多相信廖平的说法。例如范文澜说:“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及其思考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主张孔教者希望将孔教载入宪法,体现在立国精神中,将民族文化精神与宪政结合起来,忽视了与共和政体对立的因素,在客观上阻碍了宪政的顺利进行;而反对孔教者,则看到了传统与宪政间的对立,加剧了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二者均存不足。     

现代大学之梦:胡适思想的另一个视角

现代大学进入国人的视野,与救亡图存的局势密切相关,而国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则经历了"作育专才"说、"研究高深学问"说和"造文明"说三个阶段的递进。胡适在这一递进中,堪称"造文明"说的先驱。他的"兴大学,造文明"之梦生发于留学时期,实践于归国以后。这一努力虽然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胡适也不免有沮丧之感,但总体上还是应之以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胡适的现代大学梦最终重挫于内战,然其诉诸"造文明"的大学理想,不啻为中国近代大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当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

陈焕章是民初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与孔教会其他人士一道,致力于发掘传统儒学的“神学”及“现代性”内涵,并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国教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与民初的帝制复辟运动纠缠在一起,但国教派并非都主张帝制,至少陈焕章等人与复辟派是有严格的政治界限的。国教运动思想家企图以“保教”为手段来“保国”,体现了鲜明的化民族主义,却与民初的民主主义产生了矛盾;另外,将本来属于“人化”的中国传统儒学人为地塑造成“神化”,也有违“传统”。这都注定了国教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陈焕章学贯中西,本应在思想化方面有积极的建树,却与国教运动结下不解之缘,国教运动失败,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因此而被淹没。     

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

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1889年到戊戌维新之前,是其"新中国"构想的第一阶段。此一阶段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概念,是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开辟新地域。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主要体现为大力宣扬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良方式变清王朝为君主立宪国。这是他"新中国"构想的第二阶段。这时的康有为开始从国家体制着手,他构想的"新中国"是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民国时期,康有为多次使用"新中国"一词,拟定新中国政府议章和新中国宪法草案。这一时期,他的"新中国"构想主要是倡导虚君共和制,明确政府职责及宪法。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内涵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救亡"始终是其"新中国"构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每一阶段"新中国"构想的内涵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为弟子徐勤、刘桢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地运说",即人类文明从印度发生,向西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将通过东西两条路线(俄国西伯利亚、美洲经日本)传到中国,才是"洪水说""地顶说"的最后结论。     

才子苏曼殊为何欲刺康有为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他创作的恋情小说以惆怅、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看似多愁善感的一介文士,一度曾想刺杀康有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执拗脾气.于是,梁启超便试探性地与康有为商量道:“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去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异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     

二十世纪以来宋代三教关系研究综述

冯友兰言“中国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文中“三教”,指儒家、佛家、道家三种学术派别,不完全等同于宗教之“教”。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之“教”,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对于此问题,     

论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兼评汉译《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

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认识到“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的严酷现实,主张为维护日本国家的独立,不仅应在有形的物质文明方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要在无形的精神文明方面学习西方人的“独立自主精神”,为此,就必须批判日本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儒学,批判其宣扬的崇古陋习和依赖心理。福泽谕吉终生坚持对儒学的批判,直至晚年还写了《儒教主义之害在于其腐败》等文。福泽谕吉曾说:“欲从根底颠覆古来学说,更开文明学之门,……毕生心事唯在此耳。”于是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明治启蒙思想家中,对儒教价值体系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