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联治”思潮与军阀“联省自治”评析

本世纪廿年代初,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军阀“联省自治”的闹剧。仅就“联治”思潮的产生和“联治”运动的出现,作一简略的考察和分析。一地方自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玫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方自治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进步潮流出现的,辛亥革命后“联治”思潮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仍是这种民主进步潮流的延续。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清末民初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皆在退化或循环中。但按照社会进化论,它也就意味着中国处在人类历史“公例”之外,面临必然被淘汰的危险,这促使一批新史家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进步”的迹象。然而,因为传统政治和学术主流皆被视为“专制的”,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梁启超等人为此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为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一是弱化传统政治史的地位,强调社会史、文明史、民史的重要性。这两种现象皆和社会进化论有密切而曲折的学理关系,结果把一些过去认为非“正统”的现象升格为历史叙述的主线。经过这番改造后,历史的“价值”与“事实”再次统一起来。     

不敢忘却的“以史为鉴”

斗转星移,时间老人又给我们送来了1999年。本社同仁在向大家恭贺新禧的同时,把“以史为鉴”这样一个老题目再次奉献给读者,旨在坦露编者心迹,求得读者的理解和支持,共同把《炎黄春秋》办得更好。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素有崇尚历史的传统。历代积累的正史野史,浩如烟海。虽说其内容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共陈,然而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话,应该说是不错的。“以史为鉴”,说来无人反对,做来却不尽然。一些好心的但是思想片面的人们,也说“以史为鉴”,却只主张借鉴历史的成功经验,而轻视历史的失败教训,甚至反对人们…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对它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经有大约七十多年的时间。其中,前50年的讨论,大体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可以把众多的分歧意见,区分为“三论五说”。三论是：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晚清的“共和”表述

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9世纪80年代初期,近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通过日文传入中国.1898-1902年间,梁启超等人经由日文著述对西方政体分类知识进行系统介绍,近代共和概念由此迅速流行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     

“夏时冠周月”解

宋代学胡安国的《春秋》学理论当中。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之说。昔人反对很多。今人则以为是纯粹的经学问题而不屑一顾。本探索此说的真实含义,揭示胡氏提出的这一命题在表面的历法问题背后的政治学意义,指出解决此类经学问题对深入开展历史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余云岫 “废禁中医”第一人

70多年前,他曾推动通过“废止中医案”,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而被取消说到国内反中医,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等。然而,真正算得上“反中医”、“废禁中医”第一人的,其实是一个叫余云岫的人。1879年,余云岫出生于浙江镇海。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     

走出伪民主误区

(一)旧说误人《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对我们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一文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评价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文明”古义求索

“文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即接受了西方所确定的基本内涵,而舍弃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明”一词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及价值判断,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得不面对“失语”的尴尬和由于传统断裂而产生的“无根”的惶惑.为此,我们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的使用状况入手,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参考当下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掘“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话语系统中的内涵和所指,以开启尘封已久的通向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门.     

“自然的”与“自由的”——石涛与当代艺术随感

20世纪中国艺坛上,石涛可以说是一个被褒奖最多的古典画家之一。主张变革称他为“现代艺术之你”,主张艺术反映生活视他的《画语录》“看重探讨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更有表现主义在他的作品中看出了水墨恣肆与“本能宣泄”的互通,而精研笔黑则从他的“蒙养”中体会笔墨功力……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反对国民党新闻专制的 “拒检运动“

研究中国新闻和中国新闻史的人,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旧中国历史上的新闻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建立的?对此,研究一下发生在1945年的国人反对国民党新闻统制的“拒检运动”,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这是一场中外新闻史上著名的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其背景、经过和影响都值得令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告诉我们新闻专制的恶果和珍惜新闻自由的深层原因。 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与新闻检查 拒检运动的背景是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与新闻检查制度的确立与加强。新闻统制是新闻检查的总体法律基础,新闻检查是新闻统制的核心内容。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