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微观化策略——以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研究为参照

本文在分析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研究基础上,思考大众文化史考察的策略和方法,认为大众文化史研究有必要向微观化发展。首先,应将"大众文化"理解为一种既具有独立性、又与精英文化保持互动的心智状态;其次,须通过个案形式的研究阐释大众人物心智的个性化表现;最后,更灵活多元地运用新型史料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大众文化主题。微观化应被视为大众文化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有可能是其发展的新方向。     

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史"

当代历史研究中,结构的、分析的、计量的史学大行其道,而叙述的历史学则遭到强烈排斥。这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对科学的盲信和史学研究中人的缺乏。这些更进一步导致了当代史学远离大众,大众对历史学的兴趣急剧降低。“现代叙史”试图纠正这一弊病。它强调历史和文学的同质性,认为历史学应该大胆地借用现代文学手法,恢复历史学对人的关注和其叙事功能,重新赢得读者。     

从微观到宏观——卡洛·金兹伯格的形态学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卡洛·金兹伯格开始尝试宏观层面的史学比较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金兹伯格为保持学术敏感,主动回避微观史中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是他开始采用形态学比较的方法来解决曾在巫术迫害事件的微观研究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时空相隔遥远的现象却多有相似?马克·布洛赫认为纯形态的比较不可靠,而金兹伯格却深入其中,以相似现象之间的"中间环节"为依据,论证了欧洲的巫师夜间集会活动在形象构成、仪式形式来源以及信仰心态三个方面与诸多社会现象可能存在历史关联。金兹伯格的形态学比较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其推测性成分远超过常规历史学研究应有的程度。不过,金兹伯格的确在布洛赫认为不可行的领域迈出了有启示性的一步。     

区域博物馆开放性叙事探究 ——以长三角区域博物馆展览叙事为例

传统的区域博物馆封闭性叙事固然能够强化对区域文化的集中阐释,但也有明显的"视野局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基于现代意识和全球眼光建设具有当代价值的"江南文化",强调区域文化间的交互联动,推动区域博物馆叙事模式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化.区域博物馆的开放性叙事建构可借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叙事创新模式,从叙事空间的开放性、叙事结构的对话性和跨媒介叙事三方面重构博物馆叙事机制,这既能够反映区域历史和故事,也能够表述当下,更具主动参与性.探索建构"江南文化"的博物馆整体叙事路径,可从全球对话、主题展览、当代性叙事三个角度给予区域博物馆实践例证,并探索女性史、文创展览、"物的关联"等开放性叙事新方向.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个人的丰富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强调历史认识的现时性与相对性,主张根据国情时势变迁而修正历史认识;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以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区域史,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现实维度来探寻历史成因,由此全面论证社会进化史的主题;他还注重强化历史学的阐释功能,借用地理学、图表计量等新方法来提高历史认识的精确性。上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边疆假说"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示范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引导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潮流,奠定了日渐成熟之际的美国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化取向。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关于史料学的思路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涵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重温新民主主义——“阶级革命论”复活的知识错误与政治迷失

在前不久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回顾和意义阐释形成了一个宣传活动热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媒体手段诸如"文献电视片"之类形式上有很大进步,但知识思想体系依旧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成立的叙事框架中,论说"农民阶级"之"朴     

水陆画研究的“图像学”意义

水陆画是以图像遗存为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涉及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方面丰富的信息,如果以"图像学"研究方法入手,深入发掘水陆画的各种文化内涵,使之不仅成为艺术史、美术史的研究素材,而且更可能成为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范例。     

博物馆讲述“她”故事:博物馆与女性主题展览

博物馆展览的女性文化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身份文化。因受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她"故事在"他"历史中,长期处于被叙事、被表征的从属地位。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早期受"他"文化叙事模式的影响,展示中较多充斥着男权话语。20世纪80年代,受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多元叙事方式影响,女性主题叙事逐渐进入博物馆。近年,国内博物馆在展览实践中也开始改变传统"国之重器"观的宏大叙事模式,从"小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诠释和再现女性文化,先后策划了一系列颇具变革性的女性主题展览,为消解男权表征体系中单调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文化身份,实现"她"故事的自我讲述等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文化平台。     

保罗·利科的研究取向与科学的历史阐释学的建构

正如同公共阐释需要有历史之维,历史阐释亦应尽量直面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在可能的范围里让自身具有更多的"公共性",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能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发挥好自己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深入探究阐释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无论对于让公共阐释学更好地具有其必不可少的历史之维,还是对于建构科学的历史阐释学,均具有不容低估的必要性。有鉴于此,史学工作者不妨从一定的理论自觉出发,有意识地关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从中     

犹太民族历史记忆的拆解与重构——施罗默·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

<正>《虚构的犹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①是施罗默·桑德~②撰写的一部专门探讨犹太民族起源的历史学著作。该书批判了以色列史学界传统的犹太历史编纂学,分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历史记忆,力图对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在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下进行重构。关于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由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尚无定论。桑德建构的这种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突破了传统的史学研究路径与规则,重新阐释了犹太民族的起源问题。因此,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都会有助于他(她)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认知和理解犹太民族的起源,来寻找"谁是犹太人?""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犹太民族吗?"以及"犹太人到底来自哪里?"等问题的答案。从书中的观点来看,桑德的答案完全颠覆了犹太人来源于国家和宗教社区教育体系下形成的、文化建构上的传统历史记忆。     

符号文化中的历史——卡西尔的史学观

20世纪以来 ,历史与文化的交汇 ,依两大方向在深入进行。一个是来自历史学家的文化形态史观、总体史理论和新史学思潮 ;另一个是来自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非历史学家的文化体系的构建。前者如汤因比、法国年鉴学派、巴勒克拉夫 ;后者如马克斯·韦伯、本尼迪克特、卡西尔等。如果说 ,前者为拓展型 ,不断地打破历史学的藩篱 ,将历史学带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那么后者则属于统摄型 ,不同的各类学科依各自构建的文化体系 ,反扑历史 ,从而使历史学成为文化中的文化。尤其是卡西尔 ,作为哲学家 ,在其人类文化哲学体系里打开了一扇…     

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正>编者按:自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式,有的学者称之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董立河教授根据近年来的相关论著,对"后-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理论背景、主要论题和学术指向作了述论。他指出,在"后-后现代史学理论"阶段,西方学者除了继续探究"叙事"等后现代问题外,更为关注"记忆"、"经验"、"在场"、"行动者"、"证据"和"普遍史"等问题。左玉河教授的论文主要讨论口述史中的"记     

纪念碑与李维的视觉化叙事策略

辨析李维文本中“monumentum”的具体含义有助于拓宽对纪念碑含义的传统解读,从罗马的社会文化、历史信息来源、作者的撰史主旨等方面分析李维关于纪念碑的描写,说明李维的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和谐统一的关系。李维善于将相关的城市地理坐标和建筑景观穿插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中,结合对这些纪念碑的探源来营造历史场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地一物与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相辅相成,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达到了视觉化叙事的效果。李维参考的各种纪念碑既为罗马历史的保存提供了视觉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李维记述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他笔下的这些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让人们回望过去,回想历史,联系当下,体现出唤醒罗马人民族精神的道德规诫用意。     

景观的历史表述及其路径——兼论“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和运用

由于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学科分野的界限,致使已往的"景观"概念缺乏全面性,其结果是,不仅地理学的景观研究缺少历史的底蕴与含量,而且历史学领域内系统的景观史研究也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本文分别从宏观的理论角度和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为中心例证,探讨在新的景观概念基础上和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研究区域景观史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的研究路径与操作方法。可以想见,立足于历史学传统,引入地理学等多学科方法,运用数据库平台书写系统化的景观史,将使传统的区域史、城市史研究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秦汉人世界意识中的“北海”和“西海”

据秦汉文献记载,"北边"和"西边"地区称湖泊池沼为"海"。这一情形与中原人有关"四海"的观念存在某种内在关联,也反映了当时人的天下观和世界意识。有关"北海"和"西海"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乃至生态学研究者都应当关注相关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以拓展不同主题的学术空间。     

从计量史学迈向基于大数据计算思维的新历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

进入信息时代,历史学能否彻底走出20世纪下半叶诸多批评中指出的"量化陷阱",而真正成为"基于大数据计算"且定量与定性很好结合的历史科学,是当今历史研究领域须加深入思索的新问题。量化研究应用于历史学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好地解决"质"的问题进而推动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史学量化研究在20世纪经历的两个不同演进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分析指出,系列史/序列史和美国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实践表明,量化研究对于历史学寻求科学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价值正越发凸显。伴随信息革命的到来,借助于大数据时代的优势,量化研究方法可能引发历史学的深层革命性变革。论文包括三个部分:量化研究是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西方史学中的量化研究演进轨迹和新趋势、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倘若克服对大数据的曲解并调整历史研究思维方法,量化历史研究将带来历史学领域革命性变革。量化历史研究未来将大有前途。